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

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