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进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
中国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是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在历史上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曾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也很大。所以我国在获得发展之后,就内在要求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创新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大战略、大思路,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实施。实现创新发展,深刻反映了我国对新的发展实践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顺应当前转型升级重要时期的需要。
其次,表现在政治方面,由“国家管理”走向更加注重“国家治理”。“国家管理”突出了国家的“总管”角色,由国家来解决各方面的矛盾问题。现在,我们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矛盾及其难题,其实质就是要实行“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行协商共治,深刻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再次,表现在社会方面,由注重“效率”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效率问题,我们强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虽然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了,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现在,随着我国社会物质财富日趋增多,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日趋增强,这就在实践上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要求。由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推行“精准扶贫”等重大举措。实现共享发展也深刻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践的新要求。
3.中国进入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期
首先,是世界战略格局大变动的特点。随着上个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力量体系出现新一轮分化、整合和改组。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给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事业增添了新的希望,同时,一些西方大国完全站在冷战思维的立场上,把中国每一步发展都视为对其制度模式的直接挑战,因而总是企图遏制和阻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其次,是人类发展方式大转型的特点。在新科技革命的牵引下,人类发展方式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升级转型。这种转型作为新旧事物彼此消长的艰难曲折过程,难免会使社会生活不同程度地出现失衡、失范、失序,从而给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等提供滋长蔓延的土壤和兴风作浪的空间。一些地区和国家相继发生了以社会动乱为表征的所谓“颜色革命”,频繁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就明显与此有关。中国作为后发型大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异常艰巨复杂。
再次,是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特点。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创造了令世界震撼的“东方奇迹”,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改革愈是向前拓展,就愈要触及深层矛盾和问题。只有顺应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才能向纵深推进。
最后,是各种思想文化大激荡的特点。少数西方大国出于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凭借其经济、科技实力,加紧对中国实施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渗透,同我们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精神战争,妄图从文化上扳倒或支配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我们在思想文化激荡的大潮中只有掌握趋利避害的主动权,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才有文化精神支撑。
以上所面临的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要求我们党要抓住机遇、战胜挑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保证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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