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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林:香港繁荣稳定与健康发展的新指南(2)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解读

(三)“一国两制”构想最终使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国两制”构想萌芽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同月底,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参众两院初步阐述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这个战略构想基本形成于1981年9月至1983年6月期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则是在1984年后。概述这一构想的科学内涵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中国原则;两制并存;高度自治;通过和平谈判来最终解决。

在一个国家内,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及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构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把它提高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现宏伟目标的高度来看待。

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确定对香港的上述方针政策,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四条。

第一,它有利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符合香港的实际,对香港有利,对国家有利,英国也能接受。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解决香港问题“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实行“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最佳方案。

第二,它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座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桥梁,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产品要进入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也需要借助香港这个渠道和跳板,香港一直担当着这个角色,只有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特色不变,才能继续发挥它的这个作用。香港的这一独特地位和作用是内地任何城市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它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在祖国走向完全统一的进程中,可以说香港是第一站,澳门是第二站,最后还应该有台湾问题。“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有助于推动祖国统一,尤其是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率先垂范作用,所以说,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第四,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为国际社会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争端提供了一种模式和范例。当今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争端,都面临一个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1982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提出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这里面,小平同志突出讲了两点:一个是时间点,1997年无论如何不能不收回;再一方面,我们期望香港的繁荣稳定,而没有希望香港动乱。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来中国是带了方案来的,她的方案是:香港的主权归中国,香港的治权归英国。小平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指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驳回了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中英两国磋商解决香港如何过渡得好以及15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这标志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拉开序幕。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经过22轮谈判后,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香港进入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期。在13年的过渡期内,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紧紧依靠香港同胞,坚决排除各种干扰,有条不紊地推进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作出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邓小平高度评价香港基本法,称它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香港基本法颁布后,中国政府着手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1996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预委会和筹委会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做了大量工作。

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 

香港回归的重大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第二,香港回归使“一国两制”由构想变为现实。第三,香港回归开创了和祖国内地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纪元。第四,香港回归对解决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先生提出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并以此为指引,通过同英国的外交谈判,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20年前的今天,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二、“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这是《讲话》的第二个层面,回顾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论证了香港20年来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进而说明香港取得辉煌成就是香港特区成功践行“一国两制”的必然结果。我想把这个话题分为三个问题来谈。

(一)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怎么去理解香港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习近平主席从四个方面予以说明。

1.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权。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具体而言,第一,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回归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完成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为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还选举产生临时立法会议员;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任命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上述工作的完成,确保了中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即实施有效管治。

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为第二届到第五届的行政长官,还任免了历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国家领导人出席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就职典礼并监督他们宣誓。

第二,支持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第三,负责管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

第四,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经中央决定,1996年1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而驻港部队的费用完全是从我们国防费用之中支出的。

第五,行使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责任编辑:张凌洁校对:赵苇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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