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宏观调控上贯彻稳中求进、实现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需要宏观调控兼顾“双重风险”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9%以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新阶段，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占全球GDP的比重由1.8%上升至14%左右。人均GDP的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200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从贫困状态进入温饱（1998年）又上升至上中等收入水平（2010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也发生着历史性变化。

自1978年至1998年上半年，除中间个别年份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究其原因，既有来自发展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体制方面的因素。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压力来自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三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均发生在这一时期：1985年CPI达到9%以上，1988年达到18%以上，1994年达到24.1%，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短缺导致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高预期。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控制通胀为首要，宏观政策方向长期紧缩。

自1998年下半年至2010年底，同样除少数年份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究其原因，从内需不足来看，是由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增长需求动力不足；从外需疲软来看，是由于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压力来自于需求疲软的产能过剩，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持续性增速下滑均发生在这一时期：1998年后发生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及乡镇企业数量下降，2008年后的连续15个月的增长速度下滑。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从前一时期的反通胀转变为保增长，宏观政策方向从长期紧缩逆转为扩大内需，即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下半年则更进一步上升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10月，我国宣布率先从反危机政策退出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失衡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既有潜在的通货膨胀巨大压力（成本推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需求疲软），即所谓“双重风险”并存。究其原因，在需求侧是内需不足又加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所形成的总需求疲软，从而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目标和方向的选择上难以像以往那样明确，双重风险并存使得宏观经济政策不能简单地选择一种风险的管理而不惜加剧另一种风险，因而既不能全面扩张，又难以全面紧缩。这是因为，双重风险治理所要求的政策方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又互为成本的。因此，宏观经济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全面扩张方向，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以兼顾双重风险的防范。尽管这种政策反方向组合（持续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相对前期偏紧的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但不至于为防范一种风险而同时加剧另一种风险，从而增大宏观调控的风险。

进入到2017年，基于经济在短期活跃但长期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三期叠加”的总态势依然存在，且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资产泡沫风险上升，宏观政策在保持稳中求进的总体格局下，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相对进一步从紧，以抑制金融泡沫。显然“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是适应新常态下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的政策组合，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首先是要兼顾新失衡的“双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