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轨迹（4）

对美国的分析和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在毛泽东同志国际战略中，始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敌视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包围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作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及时了解美国动向，对美国作出一系列独到的分析和判断。他对美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切以维护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对中国的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东面，来自美国。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4月26日，印度外交秘书杜德发表谈话，说达赖喇嘛已进入印度。尼赫鲁会见了他，并在议会中宣布，达赖在印度会受到尊重的待遇。杜德的谈话，还把中印关系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我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时，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些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由于美国自身存在一些困难，以及它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毛泽东同志认为，美国要在东方发动战争，主要依靠日本。他说：“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又说：“美国如果要打中国，它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反动派，还有蒋介石。欧洲国家参加不参加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没有日本它就不敢打”。说到日本，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恢复以后，对日本将来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当英国前首相希思问中国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时，毛泽东同志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根据美、苏、中三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调整斗争策略，同美国改善关系。美国基于它的战略考虑，也急于同中国改善关系。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他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同志就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制定国内外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

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1955年5月26日，在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毛泽东同志说：“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间都可以，50年不够就100年，不知美国干不干。”每当外国友人问到毛泽东同志中国进行建设的条件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总是回答：第一要有时间；第二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同志的愿望是一回事，现实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从新中国成立起，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对中国不仅实行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周边处境十分险恶。东边是美国支持的台湾，天天喊反攻大陆，南面先是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又有美国侵略越南，北边则有苏联陈兵百万。毛泽东同志对战争威胁保持了高度警惕。

毛泽东同志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当被问到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时，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持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1960年8月28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时又说：“谁说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赞成。帝国主义打来了，你怎么办呀？你是要跪在地下，还是要打？要打就要死人。你如果怕打，天天说帝国主义已经变了，他不会打了，没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那事情好办了，睡觉就是了。这样是很危险的，使人们丧失警惕。”1965年6月28、29日在听贺龙等汇报工作时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毛泽东同志在处理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总是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和结果，对待战争问题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