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意义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

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今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暗流涌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有责任也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情况、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思想、培育新的理念、提出新的战略，引领新的伟大斗争。今日之中国，为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顺应历史和时代要求，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精辟分析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探索和回答了怎样治理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与世界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P284)一个政党在某一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P512)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世界格局的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决定的，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时代逻辑和现实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进行艰辛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有规律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决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要求的统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内容和任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一五”时期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得到大发展。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层级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在国际形势和亿万劳动群众生产热情的鼓舞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进一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解放生产力入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适当调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实力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溯源这些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就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却出现了许多乱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强调“放开”，之后又进一步强调“放活”，为经济建设“松绑”；这时虽然也强调“两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开始出现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放弃“原则”的现象，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接下来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松”、“放任”，对党员干部放松了纪律和规矩要求，一些人放松世界观、人生观改造，思想道德严重滑坡，出现了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有的人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极少数人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走向“放荡”或“放肆”，做人做事用权毫无底线，践踏一切党纪国法，这些乱象的产生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

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乱像，引起人们对党的命运、国家命运的担忧。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的社会。从而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矛盾没有变，但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都有了变化。人民需求方面不再是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是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追求健康幸福；社会生产方面部分低端产业产能过剩，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人民需要。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当下的中国出现了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中国社会处在结构调整、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转型升级和小康决胜阶段，然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是“现代国家治理跟不上。”

这一问题体现出的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要继续解放生产力（生产方面加强供给测结构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二是解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在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四是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制度现代化问题，解决制度执行力问题。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是国际格局变化对中国发展的要求

国际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形成的基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必然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调整。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由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出现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存在的弊端愈发凸显，进而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因此，各方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以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对立、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抗为特点的两极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国际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格局。其基本特征是: 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并努力打造单极世界;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多强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单极世界的形成。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持续变化，传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力量在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决意报一箭之仇，接连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数国家的同情。然而，仅两年后，当美国绕过联合国以不充分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却遭到相当多国家的反对，甚至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北约重要成员也同俄罗斯联手反对这场不义之战，从而导致西方世界分裂，使美国政府政治上、道义上更加弧立。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进一步重创了美国的软硬实力。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因两场战争已遭损伤，华尔街泡沫演变成的金融海啸殃及全球，更使美国金融与经济连遭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饱受打击。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尤其是中国经济逆势而起，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4.22万亿美元，不到美国GDP总量14.33万亿美元的1/3，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10.8万亿美元，已接近美国GDP总量17.9万亿美元的60%。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事实上的世界经济新引擎。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作为新兴国家中发展势头最好、崛起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得国际格局朝着偏离美国一超独霸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壮大虽然存在矛盾心理，但依然期望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更多地支持和参与到国际治理新格局中，这样有利于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尤其是随着当今世界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增多，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要求，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与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国际利益格局调整，进而促成国际秩序变革，既是出于自我利益需求，也是崛起大国的一种责任。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要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国际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国际格局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的关系，新的国际格局需要以新的实力对比作为参照，新兴国家推动国际格局变革必须有不断增强的实力基础为后盾。为了推动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对新兴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国力提升的规模和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不应只是经济实力，而应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崛起。只有提升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中国才能继续推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结构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进而改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当今世界各种力量较量的关键、实力对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谁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质上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格局变化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要求。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顺应了党的伟大事业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的百年愿望和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世所罕见。中华民族的复兴任重道远，历史的分为立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富国和强国三个阶段。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困苦、浴血奋斗，完成了立国的任务，并为富国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并为强国奠定了基础；如何治理好国家，使中国更加富裕，并在富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成为历史赋予以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苛求前人，仅仅是指解决这个课题的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囯家所面临的大范围、全局性、长时间的矛盾和问题，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可行方案。

列宁虽然经历了几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生前也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计，而且在初步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方面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因而对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探索和持续实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和总结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没有解决好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正是导致苏联国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一度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苏联治理社会的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较快地作出了调整，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发表的两部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这一时期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经过3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的来看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国）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国家逐步富裕（富国）的历程我们己经走过；而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如何治党治国治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逐步走向富裕强大（强国），这个任务己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以及后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逻辑的统一、国际格局变化和国际秩序调整与中国发展内在要求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亿万人民群众期待和愿望的统一，其产生和形成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其内容主要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形成了一个包括执政主题、执政主线、战略目标、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理念、外交战略、战略保障在内的相对严密的体系和理论框架。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采取什么战略举措，发展理念是什么，战略重点是什么，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战略保障是什么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一）提出并破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国家会很快消亡。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共同胜利论”的创新和发展，领导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而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榜样。既然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它自然不可能很快创造高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进而实现国家消亡，而是要利用国家的强大组织力量持久的推动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条件，这样就产生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但由于多种原因，列宁并没有形成如何治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理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共产党人的跨世纪难题。原苏联东欧共产党由于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了国亡政息，我们党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也曾遭遇曲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治党治国治军、管理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过去我们提出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我们全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创性贡献。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因而我们党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也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划分若干阶段。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思想，曾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4］(P116)。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

1964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党的领导人曾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认为应“把标准放低一点”，在20世纪末只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社会，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在21世纪中叶也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三大将邓小平同志的构想概括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78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本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只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还不是全面现代化；只是达到中等水平发达国家，还不是最发达国家。到那时，我们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2015年美国、德国、英国人均GDP分别为55904美元、41267美元、44117美元，我国为8280美元，据计算，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4.8%，德国的20%。英国的18.7%，35年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即使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如果讲人均指标，差距还存在。这就是说，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要继续奋斗，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思想，把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的任务结合起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新三步走”战略目标。2013年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已经确定了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5］。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是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还不是全面实现现代化。那么，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不成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之后第三个一百年，即改革开放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它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和奋斗目标现实性的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三）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解释、分析社会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马克思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在现实中又时常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关系，因而应把社会理解为一种在矛盾运动作用下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有机的整体构成物。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四个核心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因素）、上层建筑（政治、文化因素）。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剖析,对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作了集中论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P32)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呈现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完整景象，使社会成为一个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显著特征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系统，而每一个系统又都有其特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是由其子系统构成；必须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要认真分析社会结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便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做出解释；社会结构的内在要素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协同性，正是因为结构要素各自之间的这种协调、协作形成了协同效应，推动了事物的发展。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阐释了社会结构的一般原理且其创建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典型形态入手的，所以对于不同时期、具体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最主要的是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运用于中国现实，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社会结构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特征。它是由目标系统（近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可以置换为中期、远期目标）、动力系统（全面深化改革）、平衡系统（全面依法治国）和导航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组成的社会大系统。系统中的每个要素又都是一个子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与人的幸福指数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是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目标指向、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导航机制，如同一列奔驰的列车，缺乏目标系统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缺乏动力系统就会失去前进动力，缺乏平衡系统就会侧翻倾覆，缺乏导航系统就可能倒行逆施，因而“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使这一理论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

（四）提出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分析，揭示了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共同胜利”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包括：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调节等。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学说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说”，创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理论，领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革命和建设理论在内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仅完成了理论创新的一半，即仅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未能创新其建设理论。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却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新社会去建设；还必须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社会主义，却采取了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资本的措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了困境，进而导致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失利。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开辟了人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8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顺利完成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一个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向开放的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开放经济转型，取得了辉煌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这个时期,增长速度开始换挡，结构调整出现阵痛，传统增长方式亟待转型，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效应递减，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方向必须转换，要寻求经济发展“新”的路径，也向我们提出了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课题。由于中国之“大国经济”的特殊性，注定了传统发展中国家经验和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中国必须通过改革实践进一步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将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状况概括为“新常态”，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等。这些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创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