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蕴含的伟力与魅力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准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7年统一规定、重行颁布的。从历史上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蕴含着深厚的伟力与魅力。

人民军队创建之初，为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历史源头和最初版本，《毛泽东选集》中有一段介绍：1928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被称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经提出，就深深教育了红军，成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在中央苏区以及在当时各苏区根据地，它作为红军的纪律广为传播。例如在鄂豫皖苏区传唱的《红军纪律歌》，歌词就包含着其中具体内容。1931年9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还特意列举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内容。

纪律严明既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1927年当毛泽东走上井冈山、选择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时，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问题，都离不开严明的军队纪律作保障。一个问题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农民群众，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建立一支有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一条是靠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另一条就是靠铁的纪律。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深刻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他剖析了当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及其根源，强调要彻底纠正，必须“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再一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完成我军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发动群众、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各项重大的任务”。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同样离不开严明的军队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

在最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纪律极为严明。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的纪律教育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切实可行的纪律规定，红军在长征途中表现出革命军队的优良作风和纪律风范。红军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有不少穷苦的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亲眼目睹了红军和旧军队纪律的截然不同，由此认定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军队，正如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所说的，“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严明的纪律比讲千言万语都更能打动群众、说服群众。毛泽东指出：必须看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朱德曾说：“我们创造了新的革命军队，还创造了新的革命纪律。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制度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军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并受到老百姓的敬重”。当初，我们党和红军就是靠着坚定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深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号召起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去争取革命的胜利，红军和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坚持了下来，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