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虎娃：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写笔记制度（2）

如何写好学习笔记

记笔记这个新生的制度实施后，有的干部不知如何下笔，只能全文抄写或大段摘抄；有的干部咬文嚼字，空洞无物；有的干部只写空泛的赞美文件的词句，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有的将笔记写成文章，过于讲求前后连贯、字斟句酌，花费大量时间；有的单位在检查笔记的时候，甚至使用统计笔记的字数等机械且含有形式主义的方式方法。如何写好笔记成为当时大多单位、干部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对于究竟如何写笔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为党的喉舌，积极发挥其宣传组织功能，迅速提供了笔记的模板。1942年4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刘敏的《记笔记的几种方式》一文，就写笔记进行了经验介绍和推广。文章指出记笔记有三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是“摘要式的”，即逐段逐节摘重要意思记下，然后再写一段读后感，其意义在于增加记忆力、理解力，又可随时复习；二是“提纲式的”，即将全篇或逐段写成提纲，其意义在于组织思想，帮助写作；三是“心得式的”，即用自己的见地对文件进行分析，再综合起来加以发挥和批判。4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对学习笔记内容的规定：（1）本文的中心内容；（2）个人心得；（3）理论依据；（4）和实际工作的联系；（5）对本文的意见和批评；（6）提出问题；（7）讨论后的感想（《高等法院研究“四三”决定提出三项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4月29日）。经过《解放日报》等的积极引导，写笔记逐渐形成了内容较为固定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特征的体系。这个体系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文件到实践再到思想，层层深入、递进，启发人们在多问为什么和怎么办中改造自己和推动工作。

当然，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纠正偏差甚至错误的过程。1942年5月2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研究文件的时候怎样作笔记》一文中指出：有的干部把文件抄一遍的做法，严格来讲并不是记笔记，只能算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一遍，好的方法是“心有所遇合的地方就做笔记”。7月3日，谢觉哉在《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写笔记》一文中指出，笔记和作文是有区别的，作文要成章、前后连贯、系统地说明一个问题，其目的是给人看，要人看；笔记则是“随笔记录”，为着自己的需要。对于有些干部讲究形式，追求字数，大篇誊抄文件的问题，李富春在中央直属总学委会议上做的《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的报告中指出，“笔记应当少而精，主要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以后的心得与反省，减少做笔记的时间，增加‘想’的时间”（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陶铸在军委系统学风学习中对此也有深切体会，同意这一观点（陶铸：《在军委系统学风学习中，我所感到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9月8日）。边区秘书处学委会也提出“会议简而深，笔记少而精”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