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4）

到战国末期，秦始皇于乱世中拔起，平定天下、四海一统，实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个政治就是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天下安”的治国模式。欧洲的整个面积和中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可是为什么欧洲分成几十个国家？原因当然很复杂。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传统的主流趋势：中央统一是常态，分裂是病态；统一是人心所向，分裂是人心所逆。封建制是一种贵族分治，郡县制是一种士、农、工、商的治理方式。欧洲中世纪是一种封建制，贵族政治将人分成等级，永世不得翻身。而中国在秦朝就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李斯就是士阶层出身，就证明了这个结论，实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治理。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去乱世和衰世以及元朝和清朝的部族军事专政外，其余的传统政治治理是中央集权制郡县制，这就是“百代皆行秦政治”的主要历史原因。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政治是文官治？在中国历史上什么人有资格跑到政治舞台上去施政呢？汉朝给出了答案。汉朝的教育制度分两个路径，朝廷自郡县到中央太学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私家讲学，开门收徒是一种方式。学成后参加国家考试，经过考试合格后朝廷任命为官员。当时的教材，幼学阶段主要是《孝经》和《论语》。成人阶段主要是五经，人才来自于民间，教育出来的人才都很忠孝务实、质朴敦厚。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规定商人不得从政，因为中国传统政治认为商人代表一种私人势力，政治是一种公共事业，如果掺入私人势力就会代表私人力量，所以不允许商人参政，这是中西文化关于政治理念的一个重大区别。

在中国，就是一字不识的人在其人生理想中，忠孝也是最重要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因为中国人认为一个不孝的人就不是一个好人。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价值判断标准。西方文化不言孝，因为在西方文化的根子里，子女和父母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不讲孝道，这是中西文化最重大的观念差别。西方人将人的精神寄托不放在父母身上，而是放在上帝那里。

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特点，士阶层通过选拔、考试、培训后到朝廷做官。近代英国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士阶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治世阶段都是有重要的士阶层在支撑和主持。由乱世到治世也是由士阶层在支撑和主持，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意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家尽孝，到朝廷尽忠，以孝为忠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和军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商人是一种经济势力，经济有逐利性。逐利就会谋私。而中国传统政治要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治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行为。据历史记载，从秦朝到清朝有明确的税费规定，包括税收的名称和税收的额度。皇帝和宰相不得轻易加以改动。在政府各级行政规范中，在唐朝唐玄宗时期颁布的《唐六典》一书中明确规定了行政的权力。从世界历史论，这也是一部最伟大、最具价值的行政法典，也是中央集权行政法典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不是封建社会。

为了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特别设有御史大夫一职，负责巡视和监察，为朝廷三公之一；为了防止皇帝出错，又设置谏官一职，谏官可以指出皇帝的错误，但是谏官归宰相管理，谏官官职小，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设置谏官又有一个高明的政治用意，如果皇帝出错，宰相不好直说，谏官敢于谏言，规避了皇帝和宰相直接发生冲突，谏官说错了即可罢免，谏官说对了，皇帝采纳了，皇帝还落一个善于纳言的美名。这种高明的政治制度怎么能说是封建的黑暗统治呢？

政治的最好理想应该是没有违反人性和人性的制度的设计来统治和把持。可惜的是，近代以来的政治走向全是学习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走了多少弯路。君主立宪、复辟、议会、多党、总统制，我们都试过了，结果都走不通，最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政治制度必须符合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基方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抛弃自己的精华，一味学习和照抄外国的法律和制度，这些都是肤浅的，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毕竟中华5000年的大国治理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在那儿摆着。

近代西方兴亡的国家教训也在那儿摆着，一个5000年历史，一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孰重孰轻，孰好孰坏，我们拭目以待，毕竟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海洋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历史都很短暂，国家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