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检讨为何始终得不到中共中央的谅解（6）

第四，他们在延安整风中的态度不一样，因而结局也不一样。

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绝检讨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10月7日，当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王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关于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的电报，批评中央。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还针对毛泽东批评的四个方面，逐条进行了反驳。当王明听毛泽东说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要他说明自己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时，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经过其他同志做工作，王明于1945年4月20日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对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进行反驳。当会议决定要他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时，他以种种理由拒不书写。1956年他到苏联治病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国。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他更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旨，撰写《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文版），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和东方出版社）2004年在国内出版时，将名字改为《中共五十年》。等文章和书籍，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左”、右倾错误辩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博古的态度就与王明完全不同。当他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后，多次认真地作了检查。在1941年9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作了两次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第485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08~409页）。在1943年9月和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再次作了检查，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第500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411~415页）。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再次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在革命阶段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抗战时期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回返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民是革命的主干问题上，不了解与轻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内战时期过度地强调城市与工人的作用，在抗战时期则牺牲农民的迫切要求以迁就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是在教条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缩小到只有贫农中农的地步，在抗战时期则从空喊转变为公开否定，提出所谓“共同领导”的口号；在政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因袭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形式，在抗战时期则把本质上、组织形式上并未改变、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变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开始，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帮助这种类型的政府，反对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参见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422~423页。）

从上面的检讨可以看出，博古的检讨是诚恳的，而王明的检讨是不诚恳的。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对他们的批判也是不同的。开始时，毛泽东着重批判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左”倾错误，主要是针对博古的。由于王明不但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反而批评别人，所以批评的对象逐渐转移到王明身上，并由批判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批判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1941年10月底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原来只写了博古，后来在修改时才加上王明的名字，而且放在博古前面，将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改为“王明同志和博古同志”，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但由于王明、博古对错误的态度不同，毛泽东等人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批判，逐渐只着重批判王明，对博古很少提了。博古1946年4月8日遇难后，中共中央和权威的中共历史著作就不再将博古与王明并提，而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只说成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