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检讨为何始终得不到中共中央的谅解（5）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其二，这一时期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过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是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周玉文、张学进、佘湘在《秦邦宪与王明路线》一文中，还指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三，王明较早地认识到了一些“左”倾错误，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曾多次对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评。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笔者与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党的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这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其中主要是：（1）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2）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将各种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再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这里说的第六次“围剿”，即通常说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占领中心城市是不同的，占领中心城市必须在红军有了攻取敌人中心城市的新的军事技术等条件下才有可能，但这些条件目前还是没有的。在这封长信中，王明等人还针对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关门主义的主张，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1935年7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博古还处在长征途中，集中力量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其思想与王明是不同的。

对于王明的思想转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应该指出：（1）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因而他的思想转变是不彻底的；（2）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与王明原来所提出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不作自我批评，只知批评别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