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检讨为何始终得不到中共中央的谅解（3）

第五，他们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11月底，王明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本小册子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王明路线”的纲领。

博古的思想与王明是完全一致的。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就是由王明起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1932年1月9日通过下发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后来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制定的方针政策，与王明的《两条路线》以及《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博古在被批判时是并列的，被称为“王明、博古宗派”，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 ，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150页。）

第六，抗日战争初期他们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错误。

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后，在12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王明被推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从此，王明、博古又走到了一起。

对于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即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毛泽东在1941年9月至10月间同王明的谈话以及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曾指出有四个方面：(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战略问题--主要是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同与中央的关系是很不正常的，常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未经中央同意以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王明在以上四个方面的错误，博古也同样是存在的。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是经过博古等人参与讨论或一起署名的。例如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博古就参加了讨论（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441页）。又如1938年3月24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同时报中共中央一份。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后，感到这个提纲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和坚持反对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及改善民生的问题，为补救其错误，于第二天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八条意见。可是直到4月1日，王明才与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后于24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再如1938年6月15日王明与博古等在《新华日报》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虽然也提到“积极进行民众动员与民众组织”，“领导和帮助民众武装和实行武装民众”，“领导和辅助民众武装和发展游击战争”，但都认为应该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来进行，而没有强调应独立地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创立敌后根据地等。　

第七，他们都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2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领导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

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错误的表现，认为其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其错误产生的根源。王明的这些错误，博古也同样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