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中国经济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2）

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旧动力转换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体制优势，在需求侧以高投资、高出口为依托，在供给侧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全面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在高投资、高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增长作用下，经济实现了连续37年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5元提高到49992元，增长了20.1倍。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供需两侧结构性失衡，新旧增长动力难以有效接续。当前，我国需求侧和供给侧均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失衡矛盾。从需求侧来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不断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受到体制的严重约束。一是投资空间在收窄，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明显减弱。经过多年持续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机场、铁路、公路、水电气网等一大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已经形成，而且供给水平大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此时，公共投资空间在变小，单位投资带来的GDP贡献作用在下降。二是外需萎缩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这几年，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开始失灵，中国遇到了发展难题，中低端产业外需疲软供给替代形成“挤出效应”，中高端产业技术制约形成天花板“高压效应”。三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当前需求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所在。从不同收入阶层分析，中低收入人群对中低端产品有很大的消费潜能，但由于收入支撑乏力和社会保障不足，无法顺畅转化为有效需求；中高收入群体对于高附加值、高端产品有明显消费能力，但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升级缓慢，无法满足他们的新需要，造成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受到抑制，迫使部分收入转化为储蓄。

需求侧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由体制机制改革滞后造成的。比如，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高，比例上升快，在再次收入分配中资源相对集中用于公共投资和产业投资方面。同时，在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政策不到位，引起社会储蓄快于消费增长。从2000年到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7.5倍，而人民币储蓄总额增长了11.4倍。

从供给侧来看，传统、低端产业在衰退，新兴产业成长缓慢，新旧产业增长动力不能有效接续。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遇到的关键难题是，传统、低端产业快速衰退留下的产业空间，新兴产业不能及时填补，形成了经济增长的“空心区”。产品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中低端产品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供大于求，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及服务供给面临明显供给短缺。

第二个问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在新旧增长动力转换中，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是影响动力转换速度的关键因素。我国基础性制度供给中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影响新旧增长动力转换。这使得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显性隐性费用多等问题突出。因体制机制改革滞后而造成的制度交易成本，成为企业经营的系统性梗阻，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形成了瓶颈制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产业供给能力的转换和企业微观创新活力的提升。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民间科技创新不足，影响新增长动力的形成进程。新增长动力的形成，关键要鼓励企业创新。如果社会特别是企业缺乏创新力，新增长动力将无从谈起。共性技术、关键基础性技术需要集中式创新，但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和新兴产业系统性成长，更需要依靠民间大众创新，依靠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而社会民间科技创新与集中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有区别的。民间科技创新是分散式决策和分头行动，创新主体是企业，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社会民间科技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减少审批和行政管制；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公平的竞争空间需要减少买方和卖方垄断；第三，创新者需要人的机会均等，因此需要建立有均等机会进行创新的激励机制。

由前述可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焦点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优质和高端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焦点是传统产业改造滞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而需求与供给两侧的结构性矛盾破解的关键又在于体制机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