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清七十年的文化思潮不得不引起重视。当时一些对时局敏感一点的人,特别是有知识的人,不管他们立场如何,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面临着数千年以来的大变局,他们预感到天下要大变了。例如李鸿章就有这种预感,当然他是处于一种恐慌状态,但这种预感的确是事实。从文化思潮来看,就是说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对外界是非常无知的,这是有清一代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有清一代,文化有很多贡献,校勘训诂、音韵文字、文学艺术,都有很多成就。但是有一个弱点,就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文字狱;而且又实行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等官员到广州去组织禁烟、销烟,他们算是当时官员中比较开明的人士了。但是连林则徐本人,开始时对海外的情况也是两眼漆黑。所以当时还发表议论说,禁烟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卖给我们鸦片的目的是要从我们中国换回茶叶和大黄。这两种货物,英国人、欧洲人离开了就活不下去,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就得立即停止向我们卖鸦片,所以是可以制得住他们的。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对外界没有知识而做出的一种错误判断。然后又说,打仗也不怕,因为外国军队只擅长于海战,一登陆就不行了,外国士兵的腿不会打弯儿。他们看到英军的西服烫得笔直的裤线,就认为人家士兵的腿是不会打弯儿的。
当然,林则徐还是很勇敢地面对现实的。当他们和外国人一接触,就感觉不对了,外国的情况很复杂,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洞悉夷情”,就是要彻底了解外国人的情况。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在当时来说可不得了。要了解外国人的情况,而且要彻底地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所以后来历史学家说林则徐是晚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开了一个头,打破了过去的规矩。过去一直实行闭关自守的封闭政策,“严夷夏大防”,认为中国和外国不必沟通,没有了解外国的必要。现在林则徐把规矩打破了,打破之后就有了继续发展。
最明显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当时还有其他人写的五、六本书,现在都可以找得到,都是介绍外国情况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其中最著名的口号叫做“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目的很明确,是治夷,是为了打败外国人。办法是要学外国人的长处和技术,具体说是学军事上的技术,就是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师夷之长技以治夷”,潜台词就是说,他们有所长,而我们有所短,我们的所短是什么呢?这个口号还没有提出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彼此之间,起码在军事技术、军事装备上长短悬殊,这个仗没法打。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劈头盖脸的批评随之而来。主流的议论就是,这还了得?夷敌之邦你还要当成老师一样来学习?于是魏源就搬出了一条官方认可的说法。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大部分出版物都选了,但有一部分没选,或者是有所忌讳,或者是觉得不太重要,于是就出了一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落选的一些书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有一本叫《西学凡》,就是介绍西方学术基本内容的小册子,同时还有另外一本是介绍世界地理常识的,叫《寰有铨》。这两本书要写出提要,当时也是大事,得请示皇帝。乾隆皇帝下诏说,可以出这两本介绍西学的提要,但是要遵守一个原则,叫做:“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学术不能传,但是技能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有选择地“节取”。当时魏源就拿这个批示来当“尚方宝剑”,因为这是御批的“国策”。按说乾隆的批示清朝政府也没有认真执行过,执行的还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但魏源现在拿出这个口号就管用了。这个口号表达了后来流行的另一个口号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雏形,就是说我自己的根本体制、纲领不变,还是以我为主,但西方的某些技术我可以拿过来用。而且魏源慢慢地把运用的范围,从军事扩展到民用。你造大炮、造军舰、造枪火,那你也得办工厂,开矿山,还要跟上交通运输、人才培育,等等措施。这样一来,要学的“西学”的范围就不能不逐步扩展了。所以魏源实际上成了一个提倡“中体西用”的带头人,虽然这个口号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来。
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人参考了《海国图志》,参考了他的思想,日本改制成功了。但是清朝却把《海国图志》压制下去,没有得到很好的流传,一直到洋务运动兴起,才有了一个大的变化。洋务运动前期的一个思想家叫冯桂芬,在李鸿章手下做幕僚,是李鸿章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手,他写了一本书叫《校邠庐抗议》。这个“抗议”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抗议的意思,而是说作者自己是个地位很低下的人,但不顾地位的低下,来发表议论,也就是位卑言高的意思。这本书写出来以后,给李鸿章和曾国藩看,当时,还处于和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他们看了很赞赏,但是没敢出版,过了若干年才出版的。这本书里就大大扩充了向西方文化成就学习的内容,不但要“制洋器”,而且要“采西学”。这就突破了乾隆原来的规定了,连学术也要学。而且他有一句话,“学术乃经济之所从出也”,就是说经济发达了才有先进的工艺、先进的武器,而经济发达的原因再追下去,它的根子就在学术的进步,因此要学西学。这是更大的突破了,这就提出了他们心目中要建设的新文化该是个什么样子。他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个论式,在清末很快流行起来,不过提法不一样,有的说“中学为本,西学为辅”,有的说“中学为主,西学为末”,也有的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各种说法都有,大体上是冯桂芬“中本西辅”这个意思的衍生。这就标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形成。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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