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推进“一带一路” 从合作倡议到机制规范（2）

一、“一带一路”的发展进度和成果大大超出预期

2013年9月7号，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形成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局面。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概念。习主席在这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以来，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其发展进度和实际成果大大超过了预期。

我们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其实最早提出“一带一路”的不是中国，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联合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相继提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设计了泛欧亚铁路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搞了丝绸之路国际考察活动。哈萨克斯坦也提出了“一带一路”复兴计划，俄罗斯提出过“钢铁丝绸之路”，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的概念，韩国提出过“欧亚倡议”。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日本和韩国正在积极谋求参与“一带一路”申遗，他们自称丝绸之路的终点。人们特别关注的是，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鉴于奥巴马政府急于从阿富汗撤军脱身，提出了一个“商品北上，能源南下”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但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前，这些丝绸之路的计划大都停留在设想阶段，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只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是真正的战略构想，说到做到，积极推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且也是中国全方位开放的集中体现，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也适合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目前，互联共赢局面良好，“一带一路”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已经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得到了多个国际机制的支撑。现在已经存在的有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信会议（CIC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等，通过这些机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沟通，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2017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提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水平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将“愿意提升澜湄合作的水平，我们将加快完成45个已经确定的早期收获项目，启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申报”。此外，3月10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是“一带一路”进程的一个重大成果。

其次，战略对接成果丰富，沿线国家正在实现互利共赢。如今，中国已经与5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初步形成了覆盖亚、非、欧的布局，而且中国还与法国、比利时等发达国家还签署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协议。2016年11月，中国和法国又决定将共同设立海外投资基金，投资海外项目。这不仅帮助一些沿线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还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的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

再次，产能合作给相关国家和人民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2016年8月份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要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自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中国特别重视产能合作，如今产能合作已经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实现形式。2014年中国就和哈萨克斯坦开始讨论合作的问题，“一带一路”和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开始对接，其重点就是能源、制造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哈产能合作实际上是打造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产能合作的窗口和样板。中哈产能合作也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产生了溢出效应，辐射并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的鹏盛工业园就是产能合作的典型案例。乌兹别克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工业生产能力却相对薄弱。鹏盛工业园主要利用乌兹别克的劳动力资源和能源等优势，主要生产瓷砖、水龙头、手机、皮鞋等人们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这个工业园区创造了1300多个就业岗位，也给锡尔河州提供了20%的税收。

第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不景气，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呈下降趋势，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呈上升趋势。美国《华尔街日报》2017年2月10日消息，代表超500家世界大型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公司的IIF（The Institute ofInternational Finance，国际金融研究所）表示，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达3860亿美元，相较于三年前下降了30%，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而我国商务部的网站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全球的对外投资呈相反的发展趋势。而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是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的合同额达到了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

第五，亚投行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融资机构。亚投行成立一年多以来，做了大量细致扎实的工作，树立了专业、高效、廉洁的风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亚投行虽然不能等同于“一带一路”的银行，但是它的投资和“一带一路”是有重合之处的，而且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提供了大量的融资支持。亚投行首批四个项目中，第一个项目是孟加拉国境内的电力配送升级和扩容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亚投行自己来做的；剩下三个项目都是亚投行和其他国际融资机构合作的。比如说，第二个项目就是与世行联合融资的、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贫民窟升级项目。这既是基础建设项目，也是民生项目；第三个项目是与亚开行和英国贸易发展部联合融资的、位于巴基斯坦境内、连接旁遮普省的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的M-4高速公路项目；第四个项目是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合作的、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连接该国首都杜尚别与该国和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一条公路项目。关于这四个项目，亚投行提供的贷款总额为5.09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

但是“一带一路”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一带一路”需要文化支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先行，一定要得到沿线国家和人民的认可。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构想，它本身就含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新契机，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合作机制，打造“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创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产业模式。

第二，沿线国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联系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利益诉求各异，都有合作愿望，但合作的要求却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把国家和国家之间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上提出了六大经济走廊，分别是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另外还有一些机制，比如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中国和中东欧的16个国家是16+1机制，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中国分别和16个国家的1+1机制。中国在互联互通方面做了很多，比如说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铁路项目。2016年年底我去了孟加拉国，切身感受了孟加拉国和中国合作的潜力，但也感觉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互联互通上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还要进行深层次的沟通。

第三，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必须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现在有很多“一带一路”的智库，而且每年年底都会进行评价。但是，我们看到实际很多学者主要是在书斋里面研究“一带一路”。从学理上研究“一带一路”这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不去“用脚”去研究“一带一路”，我们了解的和感受的是不一样的，学理上也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2016年，我走了很多国家，也感受到我以前写的文章与现在的“一带一路”的发展实际还是有落差的。而且即使我们到了当地，简单走几天，也是走马观花。所以，我有一个看法，也是我的提议，就是我们的智库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甚至聘用当地人才，与当地政府合作，才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才能使我们的“一带一路”更加符合实际，能够深入推进下去。

另外，“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风险。概括起来，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个风险，部分国家政治与安全局势不稳定，面临政治转型且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大。比如，有些国家政权是选举政治，而这个选举政治又不太规范，一个政党上台之后就会推翻前一个政党执政时期的一些合作项目，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在斯里兰卡的项目。科伦坡港被新的斯里兰卡政府曾经推翻，虽然后来又重新同意了这个项目，但其中耽误了很长时间。

第二个风险，虽然某些国家国内局势总体稳定，但中央政权难以控制一些地区局势。比如说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协调很好，但是一些地方部落对中巴经济走廊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支持中巴经济走廊，但在具体项目上有自己的诉求的。另外，还有缅甸的北部民族地方武等问题都均威胁着中国的投资。

第三个风险，某些国家有着大国复兴的梦想而且民族主义倾向严重，虽然政府愿意接受中国投资，但民间对中国投资有反感情绪，如印度、越南等国家。

第四个风险，中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对未来预测和把控难度相当大。

第五个风险，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一些国家的内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投资环境恶化。

第六个风险，法律风险和国内腐败问题影响经济合作。一些沿线国家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不健全，特别是没有和国际接轨，规则意识薄弱，监管机制缺失，劳资关系复杂，有些政府相关部门存在着权力寻租现象，所以在这些国家投资存在不确定性。就中国自身而言，还要防止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而要鼓励中国企业形成联合共进的竞争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