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先生的中国情结 （2）

李约瑟到了重庆以后，立即着手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合作馆隶属于设在伦敦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位于嘉陵江边的两浮路胜利新村一号楼(今长江路)，工作人员由17位中、英两国的科学家组成，主要担负为战时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援助物资、提供信息的任务，并先后为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华自然科学社所等高校和机构提供了许多急需的科学文献、教学仪器和化学试剂。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野蛮封锁，当时中国学术界饱受战争之苦，与国外的信息交流几乎完全隔绝，处于停顿状态，在物资使用上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李约瑟的主持下，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将6775册科技图书从海路运到印度再转运到重庆，并将约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这些宝贵的书刊资料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为了帮助中国科学工作者和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李约瑟还竭力将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推荐到国外的科学期刊上发表；此外，介绍许多学者到英国进修深造，邀请英国学者来华讲学。正是在李约瑟等人的积极努力之下，中国教育科研机构不仅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而且科学研究成果也得以远播国外。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倾力主持，给了中国科学家以极大的鼓舞，因此受到中国科技、教育界的广泛尊重。

两访浙大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为避战乱，从杭州西迁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办学。

1944年4月10日，李约瑟自重庆来到遵义，对浙江大学进行考察访问，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为师生作了《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李约瑟的精彩演讲不仅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声音，鼓舞了浙大师

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而且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并非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晚上还与师生进行了友好交流。

10月22日，李约瑟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再次来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又来到位于湄潭的浙大理学院和农学院参观考察。李约瑟原计划在浙大呆四五天，结果却发现可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因而考察了整整8天时间，直到29日才离开浙大。

24日上午9点，李约瑟为浙大师生作《科学与民主》的演讲，生动地阐述了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他充满激情地指出:纳粹的失败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君专制者所利用；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兴盛有关；而近20年来苏联在土壤、地质及胚胎学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晚上8点，李约瑟作了《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着重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经济制度迥然不同，中国继封建制度之后是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整个演讲紧紧围绕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中西方科学发展的比较而展开，浙大师生由此深刻地认识到，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却受到全世界的尊重。25日上午9点，李约瑟又作了《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专题演讲。

期间，李约瑟在竺可桢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王进等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湄潭校区的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湄潭茶厂和遵义校区的史地系，对浙大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湄潭校区，李约瑟亲眼目睹浙大师生尽管身居偏僻山村，面对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困扰、通货膨胀等重重困难，但始终恪守“求是”校训，依然正常有序地开展教学，保持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取得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他不由得为之惊叹。浙大学者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它们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李约瑟两次访问考察浙江大学，不仅给浙大师生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如购买刚发明的维他命D精等急需的药品，有效地缓解了学校师生诊治皮肤病的燃眉之急；而且给饱受战乱的浙大师生带来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战乱时期浙江大学的学术研究以及与国外学术界的广泛交流；同时还向全世界宣传了浙大，为“东方剑桥”声名远播、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