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近代思潮与人物（4）

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是对国人智商的嘲弄

近代中期，也就是从1895年到1915年二十年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中国的恐慌情绪，因为其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从君主立宪走向共和，又从共和回到帝制，再从帝制走回共和，二十年中走完了两个回合。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

《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严复出现了。严复是甲午战争中受刺激最严重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教书，一年之后调到北洋水师课堂教学。在过去二十年，培养了北洋海军最重要的中下级军官。整个甲午战争中死掉的海军将士，不是严复的同学就是严复的学生。严复真正发表的作品就是1895年春天的不到十篇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战败的检讨。他认为中国失败不是因为军事不如人，也不是指挥有问题，就是因为科举制度。后来他在废科举这件事上也是主张最强烈的人。严复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什么？寻求富强。

严复可不是要颠覆之前三十年的发展路径，他是认为中国还不够强，不够富。他在1895年的思考就是中国还必须走丛林原则。19世纪晚期，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民主、人权、道德。现在的资本主义是文质彬彬的，但在一个世纪之前严复的时代，资本主义就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你有力量就可以征服。

严复并不认为这个时候中国应该发生天翻地覆的改革，放弃之前的发展路径，而是应循着之前的路径去寻求富强，寻求真正的富，真正的强。同时进行启蒙，增加文化教育的内容。他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识字，拥有一定的知识，对世界文明有一定的消化力，那中国怎么能不强大呢？因此他并不认同孙中山的革命，也不认同康有为的改良。在严复晚年写给学生的信中，他认为断送清朝的就是康梁师徒两人。

实业救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

近代中期的另一种思想是郑观应、张謇所代表的实业救国。郑观应认为中国在进入到一个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状态下时，应该调整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他当时就认为资本和商品的输出不应该仅是西方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是双向的。郑观应承认过去中国三十年直线上升的经济增长，确实造成了一个盛世，就是我们讲的“同光中兴”。但是盛世永远要有一个“危言”，要检讨它的问题在哪。他在《盛世危言》中就讲该怎么办教育、改科举、兴商务这些具体的道理，走的路径仍然是让中国社会自身的资本主义能够发展和强大。郑观应这一代人已经明显地看到，所谓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

从1894年到1920年代，南通成为全国的示范区，就是张謇一个人通过地方自治发展出来。他也是从实业救国一直走到民族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一直到辛亥革命发生时，张謇认识到东南地区稳定局面不是没有基础的。再往前推到1900年，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时，张謇在南方推动了地方脱离北京，和西方国家达成局部和平。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还表彰他做得不错，保护了国家的财产。同时，张謇也在思考中国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在1895年、1896年，日本的立宪体制刚刚通过五六年时，他就推动中国开始研究、借鉴学习日本宪政。

清廷的宪政改革推动革命走向高潮

近代中期的第三种思潮就是我们争论最多的革命。在孙中山之前，中国人是不赞成革命的。孙中山说革命正当得很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觉得是不太正当的。在中国的常态体制下，革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革命的起源对孙中山来讲也是非常偶然的。1890年之后孙中山就讲中国从明朝开始就灭亡了，当然今天我们不这么讲了。他讲满洲对中国殖民了三百年。因此他当时给出的路径就和朱元璋一样，认为我们不推翻满洲人的政治体制，而指望着满洲人把中国带到一个现代化的轨道上去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在1905年有几篇演讲都在讲满洲人民落后、自私。他认为只有推翻满洲，一切重新开始。我是天下为公，没有私心的，满洲人都是有私心的。

这样的话，从甲午战争之后，孙中山就走向了革命。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其实如果有后来统战路径的话，孙中山几次都可以回来的。但是统治者是从来不会给造反者招手的，除非到了不得已的状态。武昌起义之后，再给孙中山招手已经没用了，那时已经是大势已去了。 我们过去一直讲1907年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往高潮上走。革命高潮的表征是什么？就是到处开始造反起义。1907年后为什么革命往高潮上走？原因就是1906年开始推动的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实现就意味着革命是没有任何机会的。要这样讲才能明白孙中山在1907年到1911年的这种作为，以及为什么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在海外的孙中山很快就要回来。当然后来历史证明了孙中山的判断确实太伟大了。而且孙中山给出的是两个路径。他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至今还影响着后人。

当然最重要的路径是更接近于主流的东西，可能还得是康梁给出的改良问题。在一个常态社会的正常发展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改革，不能是颠覆性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留下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特别是当时日本的维新改革，就是在一个古老的体制中不断地去调整。这可能当时是最正当的一个路径了。

维新也好，改良也好，革命也好，当中国政治发展到1912年的时候，过去的这种研讨都是废纸一堆，没有意义了。1912年构建的中华民国是之前没有讨论过的方案。过去十年中，绝大部分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是君主立宪的方案。总体来讲，共和是一个没有讨论的方案。所以，走向共和之后就面对很大的问题，1913年发生宋教仁案，紧接着发生了袁世凯说叫“孙黄叛乱”、孙中山说叫“二次革命”的这么一件事情。按照当时的宪政架构，武装叛乱肯定宣布非法。因此整个国民党被宣布非法，在议会被驱除，宪政架构受到破坏。如果中国在当时没有遇到外部的问题，也许还能够支撑维持议会共和的架构。但是历史就是偶然的，就在这时候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进程。

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是对国人智商的嘲弄

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二十一条”。这导致了一个思想史上的重大结果，就是一下子启发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杨度。他就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时，给袁世凯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当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而是通过袁世凯的“办公厅主任”递交的。这篇谈话体的文章叫《君宪救国论》。杨度讲一个道理，我们从1900年开始讨论的中国发展方向都讲的是君主立宪，走到1911年突然放弃了君主立宪，走向了共和。因此这几年的问题都是共和给闹的。既然这几年错了，我们就改回君主立宪架构。

如果这是放在一个公开平台上面，到底是君主好还是宪政好？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当时它是作为一个内部参考递交给袁世凯的。袁世凯很快就批了一个“旷世一才”，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由于袁世凯欣赏，紧接着政治小人就出来了。1915年整个民国是非常昏暗的，有希望废帝复辟的，有希望袁世凯称帝的，这都是非常荒唐的。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有一个演讲，讲他为什么不赞成帝制复辟。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年，皇权的神圣性就已经完全被世俗化了。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其他的党，其他的政治家，都在妖魔化皇帝，皇帝被说成是一个傻帽。这时候再恢复皇帝简直就是对中国人智商的嘲弄。

在这种状态下，袁世凯在一拨政治小人的挑唆下开始去弄筹安会，复辟帝制。当反对的力量起来后，就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但是这里面也启发了中国的思想家，使中国思想从近代中期走到了现代。

中国不管在过去五百年还是未来几百年中，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问题，从传统走向现代都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过去五百年中国文明的早熟造就了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今日中国虽不再是“历史的终结”，却也仍能从昔日的辉煌中忆古审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是否真正地实现世界化和现代化，也是中国的思想家们一直思考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