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近代思潮与人物（3）

魏源思想在中国被忽视，而为日本重视

经过鸦片战争的打击，一些有眼光的思想家开始重新思考，使得近代出现了一个重要思潮，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鸦片战争一线指挥的林则徐，最早地看到了问题症结，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是两个时代的差距。林则徐在抗英时，就组织幕僚编写了《四洲志》。这本书给出的路径就是学习西方。战争结束后，林则徐受到处分。他把《四洲志》交给了朋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编写了《海国图志》。他讲述的路径也是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就是纯粹为了打败它也应该学它。《海国图志》对当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做，进行了很好的分析。比如在东南沿海建立按照西方方式发展的基地，有点像今天讲的特区；接纳西方的技术、资本、人才，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统治者、精英还是民众，并没有在1842年之后迅速地接纳他的思想。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重回原来的状态。从1842年一直到1860年，中国平安无事，大家都不再讲这件事。但是魏源的书深刻地影响了东邻日本。日本在1853年面对西方时，就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路径。我们面对西方是打，失败，拉倒。而日本是开放和发展。这个路径公认地受到了《海国图志》的启发。

“中体西用”的口号引领中国发生巨变

这二十年当中，中国社会重新地回到原来的农业状态，直到《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才真正地发生了改变。恭亲王战后上书提出中国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学习西方。他把十八年前魏源、二十年前林则徐所提出来的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规范化了。这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学习西方的程序启动后，一波政治家创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终于开始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近代国家关系。

总理衙门的建立是1860年代中国一个重大的调整，从中衍生出了一系列近代化设施。如从它衍生出的同文馆，再从同文馆衍生出的近代教育体制，包括京师大学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一个原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实行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仍然强调“中体西用”：坚持学习西方的优点，而不是全盘西化。

总体来说，在这三十年中，这个口号确实引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860年的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国家，没有城市，没有工业，没有现代军事。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在1870年代就获得了迅速增长。到了1880年代，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海军，而且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的海军系统。另外还可以看到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这一系列过去中国从来没有的重工业。

容闳、曾国藩、李鸿章、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这一批洋务派思想家，认为中国在一个农业架构下能够增加一个工业文明，在过去重农抑商的架构下能够恢复商业的活力。在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重农抑商”的过程中，商人仍然成为“四民”之一。农民和工人是“四民”社会最大的群体，但也是最穷、最没有冲动和能力的一群人。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商人阶层。郑观应的重商理论讲的是有点西方意义的对商业的重视，不是说像我们今天一样，给商人一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就是重视了。他讲的是当你的商业利益在外面受损时，你的国家和政府敢不敢为商人而战。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商业。这个理论如果在当时就引起政治家的注意的话，后来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了。

洋务运动中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增长到了1890年的时候，法国人的评论是“中国是重回了世界中心”。确实，当时中国的经济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在1890年代初也是重回世界中心。这一点确实不得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我把它概括为中国优越论。

究竟怎样看待那三十年的增长？那三十年的增长确实是不得了的，从零开始建构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我们今天看，这就是因为中国大步接纳了西方的方式。但当时的一拨思想家认为，中国的迅速成长是因为坚持了“中体西用”，坚持了在政治上不改革了。张之洞、辜鸿铭的讨论都是立足于中国文明本身的优越性。

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十几年前去世的杨小凯在分析这种后发国家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时，讲到了后发优势。意思是人家在前面已经走了，你现在只要模仿就行。在政治架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模仿力是最强的。因为政治架构不变，就没有人去分享你的权力，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这种状态下当然发展得快。他回望洋务运动中的增长，认为这体现的不是中国文明的优越性，而是后发优势。

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判断上就发生了偏差。到1890年初期，我们也可以相信中国如果不发生大的颠覆，大概能够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社会、政治、教育的改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短短三十年的增长，就让中国人骄傲自满了，瞧不起“小日本”了。1894年朝鲜问题发生之后，中日在朝鲜一战，黄海一战。两场战斗都非常短暂，都不表明中国的实力，甚至也不表明日本的实力。但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都说过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不是在讲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学习，也不是明清时期的“天崩地解”，而是讲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结果。战前中国的增长是在政治和社会架构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的增长。战后中国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带有一种恐慌和匆忙，这也将近代思想的脉络带入了另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