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近代思潮与人物（2）

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世界化和现代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五百年当中，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如果真的让我们概括的话可能就是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世界化的问题。没有西方因素的时候，中国文明的历史可以就这么终结；有了西方因素以后，中国本身就面对了一个能不能接纳西方化的问题。中国能够对西方有一种什么应对，西方问题能不能纳入到中国问题中来？这是中国和西方问题。也就是中国文明能不能充分地走向世界？这大概可能是中国文明在过去五百年中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文明只有充分地世界化才能有充分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胡适在1916年写他的博士论文时，举了日本的例子。他说日本文明因为充分地世界化而得以最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是个很矛盾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主题是中国能不能从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问题。这也是过去五百年来我们一直不变的东西。中国是过去五百年还是未来几百年中，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问题，从传统走向现代都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里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一系列的中国问题，能不能从一个传统的架构走向现代。我对古典中国怀着敬意和好感，对现代中国也怀有强烈的期待。中国能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就是近代中国的另一大主题。

今天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过去五百年来中国的问题。西方和东方、传统和现代这两大主题，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们一直都比较困惑的主题。

鸦片战争对清朝冲击不大

明清之际，中西方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一批最重要的思想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他们对西方来的东西，丝毫不觉得要去排斥、拒绝。徐光启那一代人对西方的东西真是在认真地接纳和学习。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架构中没有“几何”的概念，徐光启和西方人合作把《几何原本》译成了中文。这个路径可以看作中国文明从古代走过来的一个正当的路径。

后来，中西之间这种学术交流的良好状态却被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动打乱了。满人建立的清朝里面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满汉问题。满人汉化的问题压倒了自明朝一直走下来的中西交流。因为满人如果对汉文明没有足够的了解，就没办法统治这么大的帝国。顺治、多尔衮刚入关时连汉文都不懂，但是没过多久，都充分汉化了。整个满洲宗室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一直到清朝晚期，都是这种满汉双轨制。总体来讲，清帝国建立之后，中西文明交流的过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乾嘉汉学是没有思想的学术

康熙年间开始让一些西洋传教士帮助中国制定历法，因为西洋历法可能更准。这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种很不健康的思潮，就是杨光先提出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种极端的提法开了此后三百多年间民族主义、本位主义、排外主义的先河。在这之前，中国人不会这么讲的。虽然中西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但必须承认十七世纪中国对外部世界开始隔绝了，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充分地接纳外国文明。当时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东西就是乾嘉汉学。这是一种没有思想的纯粹讲文字考据的学术。此时中国遇到了重大问题，这种学术却不能提供一个思想的解决方案。

这个时期西方因素开始影响中国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在农业文明的架构之外提供一个工业文明的架构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空间。从十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都没有出现一个应对这个问题的思想的方案，当时的学术界完全在做古典的研究。这就使中国问题在十八世纪面临复杂的困境。表面上看，十八世纪的中国非常不得了，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但是它是一个积恶的、财富分配不均、财富来源也有问题的盛世。康乾嘉时期的中国人都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

两百年前西方到东方来就是因为产能过剩，需要一个庞大的外部市场。这种状态下应该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当时知识界是拿不出方案的。到后来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发生了西方势力的强行进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么一个漫长的和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没弄明白问题症结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