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近渴+引远水 解决“上好学校难”问题（2）

学生要有压力有竞争，但要适度

记者：近年来，一些地区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作为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仍不乏学生“负重不减”。有家长反应，孩子上社会上的托管班或培训班，经济负担沉重。另外，小升初取消考试后，“占坑班”“点招”等教育培训市场乱象仍然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如何解决？

钟秉林：严格讲，减负应该是减轻孩子们不合理的课业负担。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要有压力、要有竞争，但要适度，要符合身心发展的规律。我认为我们的孩子在小学、中学阶段压力过大；另一方面，要看负担重在什么地方，如果压力都来自于应试教育，或者来自于参加应试性的培训班或“占坑”班，比如英语、奥数，还有艺术、体育的培训班等，功利性过强，就会压抑孩子们的求知欲、好奇心，甚至产生厌学情况。所以，我的观点是，减负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要加强联动，形成合力。比如有些公办学校可以在放学后开设一些托管班或兴趣班，家长适当出一点成本费，这样既减轻了家长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和经济方面的负担，又有利于孩子兴趣特长的发展，当然不能搞变相的补课。另一方面，对现在的民办培训和辅导机构，要加强规范和管理。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减负。中国教育学会正在与一些知名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协作，研究和探索培训教师的认证和培训问题。要对孩子负责、让家长放心。现在一些培训教师素质不高，有的没有任何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缺乏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的训练，这样去办培训会误人子弟。

高考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要与时俱进

记 者：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您怎么评价这项制度？

钟秉林：高考自1977年开始恢复，如今已有40年了。我觉得，高考目前还是我国社会公信度最高的国家级考试，这是毫无疑问的。40年来，高考让大批孩子进入大学深造，为国家建设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目前，我国正实行新一轮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在一些地区先行试点，例如2014年在上海、浙江开始试点，今年启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的试点。高考为什么要改？有两个原因。第一，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比如，高考招生制度是在精英教育的背景下设计的，就是从一大批考生中选出少数尖子人才进入大学深造，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校分层分类的趋势明显，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是不一样的，选拔学生的标准和方式也有差异，用一张卷子显然难以满足高校选拔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另外，从基础教育的发展看，随着普及程度的提高，中小学校都在加强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和师资队伍建设，相应的各种考试评价制度应该为基础教育的改革服务，应该能促进基础教育改革。第二，公平性遭遇了挑战。比如，奖励性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走样了，局部失控了，出现了加分名目繁多，、加分幅值过高、身份作假等现象，所以对高考加分政策要进行清理和规范。另外，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还没有出现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逐渐凸显了出来。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随迁的城市参加高考的问题，过去不突出，因为当时这些孩子都还在上小学中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他们要上大学的年龄了，“异地高考”问题就突出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教育公平。

记 者：现在教学改革、高考改革就如您刚才所说，重视学生全方位的素质，不再一考定终身了，但有另一种声音就是，农村贫穷地区的孩子在综合素质方面可能面临劣势，难以进入好的高校深造，这是否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钟秉林：你说得对。我认为，如果加大综合素质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可能农村、边远地区的孩子会处于劣势。我在陕北延安插过队，切身感受到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农村孩子不聪明，更不是因为这些孩子学习不刻苦，而是由于他们生活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从小没有享受到良好教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高考招生的时候给予政策补偿。近年来，重点大学每年都拿出专门计划，面向国家连片贫困地区定向招收农村考生，单独划线，单独录取，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我个人非常支持这样的举措。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要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城乡差距的缩小，这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