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从文化角度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9）

萨义德就曾说过，“就19和20世纪的西方而言，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假定：东方以及东方的一切，如果不明显地低西方一等的话，也需要西方的正确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东方就像在课堂上、法庭里、监狱中和带插图的教科书中那样被观看”。

一战前，德国著名学者史宾格勒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他就说西方的文化已经有病了，并且他准确地预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讲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有冲突的，这就是导致法国查理事件的文化根源。法国人对他们的先知默罕默德无礼，因此这些真主的信徒向他们宣战，教育他们要懂得尊敬，并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是“基地”组织所强调的“你有言论自由，我有袭击自由”。

福山于1989年写下《历史的终结》，他推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许将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最终的组织形式。似乎从此天下无忧，以后都是好日子。此后几十年间，他也感到自己这种肤浅的结论有不对的地方。英国哲学家、预言家汤恩比曾说过，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儒学文化。

在中西争论当中有一个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大政论家，要么出过将、拜过相，所以他们写的东西能流传并影响中国文化；而西方的政论家都是空论家，他们本人没有当过总理、省长或国王，因此他们以空论为主，逻辑思辨非常强。比如：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洛克、康德、休谟、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叔本华等人都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特点就是“多空论，少践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政论家都是以身作则，从周公、孔子、孟子，到李斯、董仲舒、诸葛亮、魏征、赵普、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等，这些都是当过宰相的人物。所以他们写的东西让人服气，有客观事实，有时代的传承性。而用西方空论家的理论来建立国家或者治国理政，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例如，19世纪的西方产生了一种理论：每个人只要能自私，充分满足本性里的欲望，社会就会形成最好、最融洽的秩序。亚当斯密说“冥冥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安排个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们去好好生活的。这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历史渊源，而我们回过头来，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这就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发生的悖论。因此，西方的理论到中国来，一定要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则就会血型不符。

西方文化的构成基础：

1. 希腊的个人主义；

2. 罗马人的法律、军事、组织、政治的群体组织；

3. 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4. 现代的科学。

西方的焦虑：科学与宗教、宗教与哲学、哲学与人心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不好调和，也没法调和。所以他们就得出一种结论——“上帝已死”，说科学的发展证明上帝已经死了。这是西方的困惑之处，各大宗教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到现在也解决不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白人和黑人如何相处？这也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左传》里面明确记载的，讲仁政，讲仁爱。西方人真善美分开讲：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德国纳粹二战就用了这个观点。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是最低等的民族，所以就发生要绞杀犹太人的悲剧。这种思维影响到了日本，日本认为他们的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东亚病夫。所以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件，这是历史的警醒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