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从文化角度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8）

中国历史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治世大于乱世和衰世。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记载，中国历史上被夷狄分裂的时间是428年，被夷狄占领的时间是226年，合计654年。加上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中华100多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有700多年是乱世和衰世。

元朝和清朝都是部族统治，具有封建专制的特色。元朝将人分成十级，“臭老九”就是元朝时候的，第九位是妓女，第十位是乞丐。中国传统历史是文治，所以是礼仪之邦。在清政府将军当中，几百年只有岳飞的后代岳钟琪是军事方面的领导。到后期，八旗子弟实在是无人才可用了才重用了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才登上了政治舞台。这说明部族政权是有私心的，你看他们说的这些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所以中国历史的主流趋势是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治，天下安”，不全是封建专制。

中国历史的本质：

（一）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历史事实。

（二）历史上治世和盛世远大于乱世和衰世的历史事实。

（三）和平统一是中华历史的常态，分裂和变乱是历史的病态。

（四）内忧必然导致外乱，也就是所谓的“内忧外患”。汉朝末年的外戚专政，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大宋王朝积弱的中央政府，明末的宦官专权，清朝末年的清政府腐败无能，都验证了这一历史结论。

（五）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都崇敬儒家文化，乱世、衰世时期歪理邪说和邪教就会大行其道。比如，汉朝依孝治国、唐朝以德治国、宋朝的宋明理学、明朝的亦儒亦道、清朝的博学鸿儒等。而且中国历史讲正统与非正统，历史上因为正统与非正统爆发了许多战争。正统以儒学为主，或者是孔子所创的抑恶扬善的“春秋笔法”。

下面我们从一个案例来理解一下正统和非正统。曹操父子的建安文学很有名气，但它却没有诸葛亮《出师表》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大，这就是正统与非正统区别。诸葛亮就是正统代表，曹操有篡权的嫌疑，所以是非正统的代表。苏东坡说:“街头听人说三分，闻刘玄德胜皆喜，闻曹操胜皆怒。” 这句话也说明了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

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说：“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天道好还”在这里指的是天主持公道。那这个“公道”指的是什么呢？善恶必有报。《周易》里面讲：“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大陆文化具有稳定性，游牧文化具有移动性，海洋文化缺乏安全感，像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日本，都没有安全感，他们一直想在大陆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的野心。在和平时期，我们对这一块也不可掉以轻心。“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1900年（光绪26年）义和团起义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经说过，全世界的暴风雨中心点，目前业已转移到中国，任何人士倘若能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了解中国，便可预测此后五百年的世界政治局势变化。

在中西交兵以来，西方凭借强大的军事能力和殖民侵略策略，使我们东方文化们遭受了许多侮辱和欺负。在西方的认知体系当中，西方与非西方是两个不同且彼此排斥的实体。他们认为，西方的是文明的、先进的、理性的、成熟的、优等的；非西方的是野蛮的、落后的、非理性的、幼稚的、卑劣的。这种认知体系确立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使西方具有了一个弹性的位置优越。借此，西方完全肯定自身的价值观，并理所当然地建构他们对东方的想象，生产关于东方的言说模式和知识。换言之，东方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性，成为西方观察、研究、判断、限制和管束的对象，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甚至需要通过西方的确认才可以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