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大家讲一个文化现象不同，白求恩有一年在抗日前线春节吃饺子，他第一次用筷子，不会使用筷子，那时候饺子比较稀缺。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吃饺子吃得特别快。但是白求恩夹了半天没有夹着到一个，小孩已经吃了七八个了，快把一盘饺子吃完了。白求恩说这个孩子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大夫。要这么说，中国小孩学医都是一流的外科大夫，未必。这就是由于文化背景所产生的社会现象的不同。
关于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历史上秦朝是依法治国，但是二世而亡，只有15年。到汉朝的时候就强调，我们不能学习秦朝依法治国了，我们要干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大的理想格局下，成就了汉朝400多年的天下一统，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一种奇迹。儒家儒学来治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汉朝就是一个体现。像明朝的时候，15-30万人口的县，县政府只有9-12个人治理。我们现在来看，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比比皆是。治理30万人的大县，县政府只有9-12个人治理。他怎么治理呢？他是通过乡绅、员外、族长、家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县政府通过员外、族长、家规，家训这些来规范这个县的百姓，所以治理起来很轻松了。
在山东，安徽有的县150年没有发生过一个杀人案。这我们都到当地去调研过，真是这样，治理的非常好。所以王夫之就有一个评述：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早就强调，要天下为公，怎么样天下为公呢？《礼记》里面讲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要把人才选上来，人才是关键。
办事公道就会深入人心，深入人心之后，因为你办事公道，所以才能达到心服口服。公道自在人心。这个成语就是这样的。公平，这是好政策的试金石。政策公平与不公平，我们要看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少群众受益；
第二，出于公心还是私心；
第三，制定者是否对这个社会调查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很了解？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前几年公安部制定闯黄灯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行为，没有做过严谨的调研，推行不下去，完了又把这个政策给撤掉。所以，制定一个好政策，一定要到基层去做好调研，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包括现在的教育问题、中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楷模。法治为什么这么重要？朱苏力教授说过，中国现代法治化建设，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颁布法律、法规，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社会秩序的复杂过程。法律是一个机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深入研究实行法律、法规所需要的历史、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实行的社会效果，我们才不会草率得出“法制社会就是和谐社会”之类流于浅薄的结论，才能真正创造出既能指导中国实践，又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中国理论”。这一点非常关键。
大家记得有一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我们看秋菊迷茫的眼神。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啥？秋菊只是向村长要一个说法，也就是赔礼道歉而已，但是她听律师忽悠，让她去打官司。结果呢，把村长给抓了，给判刑了。这不是秋菊所想要的结果，这就是秋菊迷茫的地方。所以说法治建设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颁布的过程。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秋菊打官司》，这个电影非常清晰准确地纪录了中国在由传统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建设的困惑和迷茫。传统社会是用什么治呢？是用礼治、仁治加上法治。礼治和仁治为主，法治是为辅的。
中国人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人追求什么？实质正义。西方人追求什么？程序正义。通过法庭、律师、辩护，看着很正义，实际上法律有时候是一种媚俗化，看着很高大上，但是在实施法律辩证的过程中和实施法律过程中，有时候难免会受到政治、金钱和执法者水平的限制和制约。所以，西方追求的程序正义，中国人讲理，你讲的我心服口服，这个好象比法律还管用。
讲几个著名的案例，一个留学生在美国做义工，早到半个小时进入别墅为别墅主人做义工。这个别墅房主提醒了两次，因为中国留学生女孩子在思考别的问题，没有听到房主的提醒，就被枪杀。在美国判的竟然是房主无罪。这用法律来解释，很多问题是解释不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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