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从文化角度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

中国讲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合。中国传统社会把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得非常清楚，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番道理。北京的天坛，宗庙，宗祠，文庙都是儒教活动的场所。在唐朝时候每一个县都有孔庙即文庙。

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三教合一现象到处都有，山西、陕西、浙江等地都有，这就说明中华文化对各种宗教，各种文化是一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态度，不像西方那种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认为不信基督教的都是异教徒。他们对于异教徒的态度是什么？要么把他像羔羊一样呼唤回上帝的怀抱，要么是绞杀他。我们研究文化现象，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根子上来认识清楚。

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汉朝400多年的治理，就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人感应。强调国家治理、政治治理以及文化发展方向要效仿大自然，像太阳普照大地一样没有任何需求和要求，像大地养育万物，河流滋润万物一样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厚德载物。

在大自然中，羊都知道孝顺自己的父母，乌鸦也知道孝敬自己的父母，何况人乎？亲近父母是大自然的生物现象，人是自然界的动物，应该效仿大自然，践行忠孝。忠孝，首先在家里要尽孝，扩展到到朝廷就要尽忠，这就是精忠报国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根基。

在中国传统的儒学里面有一本经典叫《孝经》，还有一本《三字经》，里现都说“人之初，性本善”。友善、善良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基点。大学里面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强调了“人之初，性本善”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

佛教在汉朝的时候传到中国，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到宋明时期，在这些大师手里一转，变成中国的禅宗，也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将佛教的精华和中国传统儒学的经典融合在一起。

中国在秦朝时候实行中央集权之下的郡县制，实现了大一统，书同文，行同轮，车同轨。欧洲面积跟中国面积差不多，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现象。这就说明一个现象，欧洲的文化是一个分裂的状态，而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以中央集权为中心，郡县治天下安的历史传承。所以，秦朝虽然是二世而亡，但秦朝建立了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治国格局，这和西方的治国格局是不一样的。

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民族有没有希望，要从历史上看他做过什么样的事。西方强调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这些东西毕竟没有历史根源和历史底蕴，我们要慎重对待。

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自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只有中国的文化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奇迹，对于研究历史、政治、文化的学者们来说，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的智慧，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另外三大文明都已经消亡了，唯独中华文化与时俱进、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智慧取之不尽。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敬畏之心，要不断学习，学无止境。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写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千万不能丢弃。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友善、诚信、和谐等，跟这个都是有渊源的。孙中山在逝世的时候，最终说了一句话：“和平……奋斗……救中国”。毛泽东选集中关于中华文化的智慧也非常多。毛泽东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二十四史》《史记》里面的典故、智慧，他可以信手捏来，我们后辈也只能望尘莫及。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挖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的转化，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基督教文化，他们作礼拜，伊斯兰文明，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有自己的民族节日，有自己的宗教节日，这就是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一点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