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多样化创新的原则和思路（2）

二、创新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原则与思路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样化理论体系，使其尽量符合科学化、时代化和中国化的要求，可考虑确立以下若干学术原则和思路。

第一，应科学地汲取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某些思路，而不宜进行简单的混合式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结构一般分为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三大块，反映了其经济思想史发展的沿革。19世纪末，马歇尔综合前人研究所形成的经济学体系，只是微观经济学。它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冲击下的部分破产，使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应运而生。再加上日益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西方主流理论体系形成了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三大块结构。这一体系的内容存在严重弊端。科斯批评其属于缺乏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等内容的“黑板经济学”，形式主义盛行；加尔布雷斯也支持法国青年学者的批评，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严重缺乏对于现实问题的了解和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学生在罢课声明中强调，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包含对各种经济学优缺点的批判性探讨，而不能只为问题百出的不公平社会辩护，但在曼昆讲授的课程中，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和路径来研究经济学和社会。 这些内容的严重缺陷与其体系结构的缺陷密切相关，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历来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支撑。鉴于三大块体系结构机械划分的弊端，斯蒂格利茨和沃尔什编写的《经济学》等教材便将之舍弃，转而以交叉设章节陈述三大块内容的方式权宜行事。显然，这些略有差异的新体系结构依然缺乏科学方法的系统性，甚至造成了更加不合逻辑的混乱。譬如，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篇，先论述供给、需求和产品市场，后又设“应用微观经济学”篇，论述政府税收和支出、效率与公平、国际贸易，甚至还设有“会计学”这一目。④ 其实，政府收支当属宏观经济问题，国际贸易当属国际经济问题。因此，倘若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只是在原有体系结构上增加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部分，形成各种混合型的理论体系架构，势必同样缺乏统一的方法论逻辑。我们可以科学地汲取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思路，即政治经济学需要包括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有关内容，但绝非简单地在体系结构上进行混合式的模仿。

第二，应综合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与《资本论》“四卷结构”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而不宜将二者相互对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六册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但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正式出版的四卷本《资本论》结构体系，分别为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和剩余价值理论。我们可以科学地综合以上二者的构想和安排，并加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思路，摒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法的框架，重新设计一种较为完整的、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可考虑按照如下逻辑安排。除了在导论部分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象与范围、任务与方法、性质与意义，以及在尾论部分阐述经济制度一般原理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异同、共存、竞争和发展趋势之外，主干内容可以分篇阐述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其中，前三个经济过程重点体现《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叙述方法；后两个经济过程重点体现“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分册叙述方法。其中的各篇章节都依循先范畴一般、后范畴特殊的分析法来阐述。例如，在叙述工资范畴时，先讲工资的一般含义，再讲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接着讲社会主义工资的本质；在叙述市场经济范畴时，先讲市场经济的共性，再分别讲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特征和社会主义特征。

第三，应尽快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宜只着眼于仅完善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我国唯一规范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专著是许涤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的。他以三卷本形式，分别阐述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从恩格斯提出应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外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史料已十分丰厚，完全可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抽象，提炼出其中的主要经济范畴，揭示它们的经济关系和总体发展规律，从而分别构建统一规范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而非满足于一般的经济史学，以便最终创立历史与逻辑相吻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有论著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为由，认为不能或不应构建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种认识有片面性。相对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论》以及更早形成的资产阶级古典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在产业革命胜利前的18世纪及之后19世纪中叶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创立的，尽管它们的体系、方法和原理存在重大区别。可见，只要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基本定型或相对成熟，便可以创立科学反映和揭示该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人所共认，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都会不断发展和持续演化，直至过渡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就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其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将不会停止。尽管后者尚处在初级阶段，但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算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我们总不能坐等到共产主义社会，再来创立各种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要不断前进。至于有舆论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任何历史时期所有的经济制度都具有“普世”性，以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迟早会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否定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那就属于一厢情愿的谬论了。

第四，可按照不同的叙述方法，分别谋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同建构，以利于比较研究，而不宜单一化。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结构的安排次序可进一步概括为:“生产要素结构分析→国家经济整体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分析”。第一步的安排先阐述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概念的“资本”，再阐述作为第二位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土地所有制”，然后阐述被资本和土地所有制所支配的“雇佣劳动”。这是对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雇佣劳动阶级三大阶级经济生活条件及其经济关系的分析，从而完成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范畴分析，成为总体把握其基本阶级关系的依据。第二步阐述作为整体资产阶级的国家经济行为；第三步经由对外贸易，阐述作为资本具体总体的世界市场；通过这两步揭示国家和国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与此不同， 《资本论》前三卷的总体结构采用黑格尔“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叙述方法。即先阐述作为核心内圈的“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阐述包含内圈的“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圈，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流通；最后阐述包含生产和流通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外圈，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辟地分析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自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没有否定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这四个环节和领域来叙述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并且《资本论》前三卷的理论体系就是先后叙述前三个环节的，消费理论则分散在各卷之中。可见，如果分别采用马克思依据不同的叙述方法，所形成或涉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至少也有上述不同层次的三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