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不忘初心，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3）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做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我们注意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在我看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点，着力论证这一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它来展开对其他学说的分析，认定它“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李大钊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解析“唯物史观”便不足为怪了。

李大钊认为，要使人们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绝非易事。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有关论述都是散见于他的不同著述当中，这就给一般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和障碍。有鉴于此，李大钊一方面提醒人们要多加留意马氏所持的“独特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他着手以日本的河上肇博士的翻译为蓝本（明确标明“译语从河上肇博士”），专门归纳出马克思之“历史观纲要”。这个纲要的元素来自《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