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静：西方国家推行话语霸权的隐蔽性策略及其应对

话语霸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资本主义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基于其强大的信息技术综合实力和优先发展起来的现代传播体系竭力维护其话语霸权地位，还积极采取各种隐蔽性的伎俩，诸如利用所谓“普世话语”、议程设置等方式方法，着力于从细微处入手，逐步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应对。

一

自21世纪初始，美国就开始把西方民主、三权分立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新概念、新手段。奥巴马上任总统以后，更是把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提到了战略高度。2010年，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作为4项维护美国持久利益策略中的1项，并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普世价值”。同年12月，美国发布《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报告》，详细阐述了奥巴马政府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并将尊重所谓“普世价值”及国际秩序作为美国的主要利益，强调美国将从这一点入手重塑世界格局。同样，日本右翼分子安倍晋三，也在两度当选首相后将“普世价值”作为其外交理念的中心，积极向亚洲和全世界推广这一价值理念。自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利用其掌握的互联网综合优势，一方面，对我国高调炒作“宪政民主”“人权高于主权”“政治体制改革落后”等话题，借此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方式遭遇严重挑战的今天，西方国家又借助各种隐蔽性手段，着力从细微处入手，以图逐步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挑选认同所谓“普世价值”的学者、名人进行包装，通过资助其著作出版、提升其媒体曝光率、培养其社会影响力等方式，使他们承担起推广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职责。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一贯的做法是，批判我国的人权状况糟糕、标榜自己的人权状况良好。但事实上，他们却在“人权”的旗号之下，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肆意侵略主权国家，给这些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他们在侵略战争中导致大批平民死亡，从没有保障过这些国家受害者的人权。事实表明，无论是“人权”，还是诸如“民主”“平等”“法治”“博爱”“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都极具欺骗性与伪善性。

二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推行话语霸权所采取的隐蔽性策略，除了体现在话语包装方面，还体现在巧妙地设计传播过程上。这种通过传播过程巧妙地推行话语霸权的做法，在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那里被视为“议程设置”。李普曼认为，经过媒介筛选、加工和建构的“拟态环境”是相对于现实“客观环境”的存在，在由媒介主导建构的“拟态环境”中，“先定义后理解”的惯性思维使民众容易相信先入为主的事情，而对于那些与之不相符的事实却往往视而不见。当媒介在进行传播时，首先要对事件作出定义、进行“编码”，这一过程事实上就是在行使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大众对事件的看法、态度和价值判断。

有着长期意识形态输出经验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是因为深谙“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在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中十分注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近来，有学者曝光了一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于2012年在中国问题上花费750万美元的详细资助清单，他们用重金捧出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并花费巨资支持包括各种基金会、人权中心在内的无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些意见领袖和组织在引导中国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变现出了不俗的成绩。不少国内舆情热点，往往能够借助他们长期经营起来的社会影响力和掌握的媒介平台优势，第一时间出来发声，通过议程设置掩盖真相、构造“拟态”，极力渲染中国官员腐败、警察滥权、城管暴戾、医生无情和贪婪等，把一些偶然的社会事件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引导大众落入“中国政治制度不完善”“中国缺乏法治”等话语陷阱，最终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代理人阶层在我国已经形成，而且气焰嚣张，在这些代理人之中，就包括长期接受西方价值观灌输的“所谓公共知识精英”，他们努力发挥自己的能量，在媒体和网络上建立起了某种“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