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国方案” （2）

“中国方案”植根于知时达变守中的中华文明道体中

一个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其道体。中华文明理解的“自然”，原初就是“日月之行”的变易，因此中华文明之道，体现为一种易学—辩证法。这使中华文明具有与时俱进、通达变化、持守中道的显著特征。表现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走极端、崇尚和谐，富于节制和平衡的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对中华文明之道最为形象的表述。

“中国方案”是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形成的，也是在根据变化的形势与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业已具有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比如在国家治理体系方面，“中国方案”就强调要同时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只脚”、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作用，而不能有所偏废，实质上就是要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稳定，可持续有效运转的体制机制与治理结构。此外在处理很多矛盾时，“中国方案”都表现出这种不走极端、追求均衡协调的特质。比如它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等等。当然，由于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中国方案”所追求的均衡协调，也就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

“中国方案”植根于“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理想中

中华文明的至高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每个人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如此形成一个亲睦协调、团结有情的和谐社会。期待这样一个太平世界的到来，实现这样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内在追求。其中积蕴的“天下”情怀，是对于人类命运和幸福的普遍担当。“中国方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方案，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方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不少一开始就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中华文明的“大同”理想。比如周恩来1918年旅日期间，立志“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也受到康有为《大同书》的深刻影响。

社会主义的“中国方案”对中华文明理想的继承，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自身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和创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是“中国方案”致力的中长期目标。“中国方案”也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试图为推进人类和平发展与共同进步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正是源于中华文明的特质，使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努力为人类共同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