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是在从世情、国情、党情实际出发的“中国道路”实践中，为了探索“中国问题”以及“人类问题”的答案，而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治理体系以及相应的内外战略和政策的总和。“中国方案”既是对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探索，也是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提供的中国答案，同时具有国内国际双重意义。从文明论的视野来看，“中国方案”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丰沃土壤之中，葆有中华文明独具的特质和优势，这是“中国方案”之所以“能”的重要原因。

“中国方案”植根于学习型文明、大一统国家与先进团体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华文明传统中

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开创者中，可大可久且一直保持连续性的，只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和所有别的文明一样，也经历了兴衰成败，甚至一度被外族征服，但它具有异常强大的解释和同化、学习和更新的能力。近代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最终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立新中国，探索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这种学习—创新型文明的体现。“中国方案”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中保持恒久的生机活力。

中华文明葆有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大一统国家的持续重建史。殷周之变意义重大，实质虽仍是封建贵族制，但将宗权合于君权，尊王即是尊一统。秦朝确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承秦制，推尊儒术，杂霸王道而用之，奠定相沿两千多年的制度格局。辛亥革命后，民国陷入军阀分裂，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就是为了重建独立自主、统一集中的国家主权。任何无助于解决乃至有害于中国政治整合和统一问题的方案，最终都会失败。“中国方案”提供了一元化的思想指导和政治领导，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在内的多元一体宪制，这些都是对大一统政治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文明对政治的理解，不仅是“统治”，更是“教化”，而且有一个先进团体担当政教使命，正是由此，学习型文明与大一统国家得以有机连接起来。儒家相信人性中的良知良能，奉行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厚德重教，隋唐后科举制成为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重视“觉悟”和人自身的精神力量，也更加崇尚德性的平等，强调党员干部与一般群众相互学习教育的“师生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