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梦想笔墨生辉——社科理论名家丁酉新春寄语（2）

思想随时代转型：从“求变”到“求治”

杨光斌

人们的思想观念往往滞后于时代，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如此。思想的敏锐性取决于对时代性的把握和应对，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世界秩序处于转折的节点，过去300年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路上。

面对这样的“时代性”，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思想界都需要重新定位，学科方向需要转型。首先，思想随时代转型，是人类3000年文明史的一般规律，没有一成不变的思想，任何重大思想都是回应时代性问题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思想。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思想变迁史。其次，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也就100年的历史，这100年当中既有西方各种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竞争的阶段，又有“革命政治学”占主导的阶段，还有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的阶段。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100年来一直在“求变”。

时间是最好的答案。曾经被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因此才有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这些大事件标志着西方的衰落。换句话说，那些曾经被奉为“法宝”的思想，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甚至还是制造问题的根源，如何再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比较，不是比谁更好，而是比谁更不容易，比谁困难多，比谁能克服困难。中国的实践成就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一枝独秀，治理成就甚至可以和西欧的不少发达国家媲美。这种成就的背后，固然是政治的实践智慧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不被流行学说和思想所左右，保持政治定力；而实践智慧则来自5000年文明基因，其中“致治”思想尤其发达。因此，对于一个能有效治理13亿多人口的国家、拥有5000年不曾中断的文明体而言，是时候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总结这一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了，而“致治”是治理的思想富矿，“求治”的思想和学科建设，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方向。

“求变”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变”的结果是否更好？世界政治的真相不是如此；“求治”并不否定“变”，是在治中完善，方向和结果相对是确定的。研究方向不一样，思想与实践的距离远近就不一样。没有时代性的社会科学属陈腐之学，错误方向的研究则是无用劳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理论是我手中的灯笼

梁衡

我不是理论工作者，但我离不开理论。我的人生内容有新闻、文学、从政等多个方面。这只是几种业务实践，或者也算是几个饭碗。但实践不能指导实践，只有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要想业务好一点，就要兼习一点相关理论。比如：写文章兼习文艺理论；写新闻，兼习新闻传播理论。这好像走夜路手里提一个灯笼，或者举一个火把。灯笼火把照不远，能照见脚下的路也就够了。至于照得更远那是专业理论工作者、理论家、哲学家的事。但那就不是灯笼了，是灯塔。照得很远，为所有的人照明。我敬畏他们。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