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8）

法学篇

行政立法要超越部门利益

有效武器是厉行立法问责

有学者认为，国务院发文强调防止立法成为“要照顾”“争优惠”的“政策洼地”，就是要给立法工作计划的实施提前预警，革除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潜规则，遏制“立法走私”、“立法谋私”甚至“立法腐败”现象。法律法规是立法部门提供给社会的特殊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性，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因而，每一部法律法规都应当接受是否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拷问。

有学者认为，遏制部门利益法制化，最有效武器乃是厉行立法问责，向搞部门利益保护的部门亮出问责之剑。要像雷厉风行的行政问责和司法问责一样，高度重视立法问责，加大立法领域的立法问责力度，对于出现明显的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的法律法规（含草案），要问责有关承担起草和审议的部门（包括立法起草部门和立法审议决策部门等），追究相关部门立法失职的法律责任。

重塑法官与律师新型关系

折射国家的法治文明水平

有学者认为，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是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确保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各项权利，也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和法定义务。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该规定明确,要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辩护权等八大诉讼权利，进一步推动了法官与律师新型关系的形成。

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程度，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系到律师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也关系到司法制度能否得到完善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律师业的发达程度、律师权利的保障水平都堪称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晴雨表，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水平。律师权利的保障也在相当程度上维系着司法个案的司法公正，律师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将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乃至影响司法机关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迫切需要一部成熟科学的民法典

编纂民法典需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近年来，法学界和社会各方面对编纂民法典的呼声高涨，编纂民法典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主客观条件。编纂民法典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更是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

有学者认为，210年前，主持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拿破仑曾自信十足地向全世界宣称：“我的光荣并不在于赢得了40场战役，因为滑铁卢一役就使得这些胜利黯然失色。但是我的民法典却不会被遗忘，它将永世长存。”此言不虚，法国民法典的确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民法典编纂。时至今日，民法典的科学化程度，依然是衡量现代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日中国，迫切需要一部成熟科学的民法典。

有学者认为，在民法典编纂已经拉开序幕的新形势下，亟须立法者切实担当起编纂民法典的历史使命，大力弘扬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用工匠精神反复打磨民法总则草案、民法典草案，努力编纂出一部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法典。

“设在百姓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基层的普法驿站

有学者认为，设立巡回法庭，彰显了司法为民和诉讼便民利民的服务理念。近年来，随着案件纠纷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当事人申诉、上访的诉讼成本很高、代价很大。巡回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被老百姓誉为“设在百姓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能够让基层的老百姓、当事人和律师有更多机会、更便捷的渠道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节约他们到最高人民法院打官司及申诉、上访的成本，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打官司。

有学者认为，巡回法庭也是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堪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触角”。巡回法庭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创新，为全国法院总结、创造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巡回法庭，也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基层的普法驿站，是进行法治宣传和普法释法的权威平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等法律工作者“以案释法制度”。法庭是进行法治教育和法治宣传的最直观的讲堂。巡回法庭在巡回区域内开庭审案，能够直接向群众展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形象，增进了社会对司法过程的了解，发挥司法教育和普法宣传的作用。

（作者刘武俊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