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另一种解读（5）

我觉得李敖对毛泽东精神的概括是很到位的。过去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觉得我们应该加一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中国的今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之谓也。任弼时在延安说过，有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解放战争时期，决定部署主要是毛泽东同志，调兵遣将主要是周恩来。他们经常是几天几夜不脱衣服睡觉，实在不行了就眯一会儿，肚子饿了就把手往后一伸。李银桥的描写很生动啊，伸个手就表示要吃东西了，给他一块地瓜土豆，两口就吃掉了，喝点水又开始了。所以任弼时说的这个话，不仅是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智慧和谋略，还有他过人的胆量、精力和体魄，否则指挥不了三大战役。李银桥曾回忆，平津战役即将结束的一个早上，在给毛泽东同志梳头的时很惊讶地发现了一根白发，毛主席拿在手里看了看说，我看用它换来三大战役的胜利，值了。再说1948年，毛泽东同志召粟裕到西柏坡面授机宜。两个湖南老乡吃着辣椒侃大山，毛泽东同志对粟裕说，1947年孟良崮一战，你能干净利索地歼灭整编74师，当时有两个人没想到哇！粟裕脱口而出：“蒋介石。”毛泽东同志说，还有一个呢？“陈诚？”毛泽东同志说：“不足挂齿。”“白崇禧？”毛泽东同志说：“何足道哉。”“何应钦？”毛泽东同志说：“离题万里了。”“那还有谁呢？”毛泽东同志大笑：“那就是我毛泽东同志啊！”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种领导艺术，表扬粟裕，表扬得很巧妙，很艺术。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领袖风采和伟人魅力。

打仗方面林彪是天才、常胜将军，但林彪就佩服粟裕，他说粟裕打仗有四成把握就敢打，林彪说自己没有八成把握都不敢打。林彪打法也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一定要有绝对把握地打。所以林彪打平型关，这是他的军事家眼光，一看平型关这个位置，这一仗肯定一战成名，而且可能代价不大。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在平型关打成一比一的伤亡比，而且日军还不是作战部队，是个运输队，也就是后勤部队。由此可见日军的战斗力确实强，同时我们的装备也确实不行。这也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一比一的伤亡代价太大了，因为经过长征到了延安，每一个人都是火种。

还有锦州的问题。“战锦”是一个大问题，罗荣桓在战锦州的时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林彪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这就反映了林彪的性格，他就觉得悬，如果葫芦岛一增兵，锦州就打不下来，所以林彪不敢打。但是打淮海的时候，形容粟裕是“三块肉”，嘴里吃着一块，筷子夹着一块，眼睛盯着锅里一块，最后三块肉全吃下去。粟裕有四成把握就敢打，敢冒风险、出奇招。粟裕当时打孟良崮的时候，整编七十四师大几万人，全是美式装备，战斗力非常强，国民党在外面又是一个大包围圈，如果他在20分钟打不下来，就会被国民党合围了。打下孟良崮来，我们欢呼了不到十分钟，国民党就包上来了，赶快撤，如此紧张，这种仗粟裕都敢打。

回到毛泽东同志诗词，郭沫若有诗云：“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说的是毛在治理军国大事之余写点诗词，就足以称得上是诗词泰斗。其实不光是诗坛泰斗，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同志首先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治大国如烹小鲜，谈笑间引导世界风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在游泳池边上，或者干脆在游泳池里游泳接见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会见赫鲁晓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表示很亲热，但是有点不成体统。但是我觉得这是反应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方式，这是有意为之。在赫鲁晓夫之前，斯大林还健在的时候，几十年中苏关系始终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勇气和魄力在于，他并没有听从苏联指挥官的指挥棒瞎转悠，要按照他们那套去转的话，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胜。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深居简出，常常让一些大国政要，像尼克松、田中等到书房见他。最近我读到外交部王殊的文章，回忆1975年10月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时候的情景。那时在西方的大国政要眼中，毛泽东同志的神圣、神秘让他们佩服、崇拜。他们来华访问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是，有没有受到毛的接见和接见时间的长短。施密特当时来中国压力很大，因为他的政敌先来了中国，而且是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而且是接见了30分钟。所以他就没把握毛泽东同志能接见他，能接见多久，很紧张。他那天是在去长城的在路上，突然被通知掉头，直接开进中南海，开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接见了他，而且接见了45分钟，以至他从中南海出来后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兴奋得犹如孩童。

再说一例。2008年11月18日胡锦涛同志访问古巴，劳尔·卡斯特罗跟他一见面，就用中文唱了一段《东方红》，唱得纯正标准，凤凰卫视评论说，这是唱中国歌唱得最好的外国元首。我要再加一句，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外国元首唱另外一个国家歌颂该国元首的歌，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关于“一个背景”的问题就讲到这里。现在讲第二个问题“两个代表”。

第一个代表，毛泽东同志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代表。这可以一分为三：第一，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农民之子。去过韶山的人都会对毛泽东同志故居印象深刻。根据20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土改标准，毛泽东同志家里划为富农。以我在农村的体验，那时的富农是中国传统中最本分、最勤俭甚至是吝啬的人，才可能在那时创下那么一份家业。毛泽东同志的父亲毛顺生就是一个勤俭、吝啬的人。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父亲，毛家才能有这个家业供毛泽东同志读书。这种家庭主要是耕读传家。追根溯源，毛泽东同志的平民意识、草根意识即由此而来，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第二，毛泽东同志是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历任中共领袖少有农民出身。为什么强调此点，因为此点与中国革命重大相关，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如果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包括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农民的革命要求体察的是何等透彻和深刻。周恩来1957年对他领导的上海起义有一个反省，说：“我负责领导起义，但是缺乏斗争经验，对政治动力理解不足。我是一个出身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很少，因为我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革命知识有限，仅仅是些书本知识。”这是英国的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里引用的周恩来的一段话，接着他分析到：周恩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将不得不由一个农民领袖来领导，这个人知道农民是如何生活的，并且清楚他们在想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