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另一种解读（11）

大人物都有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我前面说的乾隆号称传世三万首诗，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高产诗人，尽管很多诗作是他人代笔，但都归到乾隆名下，乾隆要靠它们来传世啊。但诗无好诗，湮灭无闻。真正起到了传世作用的是“乾隆御笔”，它们遍布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你想躲都躲不开，想不知道都不行。还有《曾国藩家书》，围剿洪、杨之际，戎马倥偬，秉烛夜书，天天批改快马送到的子侄辈的作文。常言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曾国藩教子有方，代代出进士，他的家书当时就已名扬天下。他写这些家书时，有没有一种传世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读到如此完整、完美、完备的《曾国藩家书》。再举一个《胡适日记》。胡适二十六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回国，成为最年轻的北大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名士意识油然而生。他的日记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后世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此完美、完整、完备的《胡适日记》。

毛泽东同志更有这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师合一”的人物，即又可以做“皇帝”，又可以做教授。他对文化的重视超乎寻常。他有三种经典表述：第一，“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第二，他在长征路上，不管如何艰难困苦、轻装简从，他的马背上的褡裢中始终背着文房四宝，他多次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大家后面再闻其详。第三，1935年秋天，丁玲到了延安，毛泽东同志专门给她题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语出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论及康、梁的舆论作用，“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同志是借此说对丁玲过去文学成就的一种认可，更是对她到延安以后的一种期待。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泽东同志刚刚写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之后，心情愉悦，上班的时候，他的卫士张仙朋进来给他倒开水，毛泽东同志就问，小张，你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小张当然不知道，看着毛主席傻笑。毛泽东同志很有兴致地把这篇文章的观点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以后看他还是似懂非懂，毛泽东同志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给人民留下点儿文就行了。”

为了留文，毛泽东同志确实殚精竭虑。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来信的九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陈伯达、康生、吴冷西、胡乔木、田家英等党内大秀才们参与起草，但最终均由毛泽东同志钦定。这不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乃党内一把手，而是因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筹。在1965年，修改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毛泽东同志在其中亲笔加了一个名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3年之后，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这是毛泽东同志无意中留给我们的财富。为后世留文，是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一个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业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权威版本，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同志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同志的文风。我们可以当做毛泽东同志的临终遗言或者政治交待。

 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是时过境迁，这是与时俱进。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毛泽东同志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天下大同，这个效果不佳。

第三件事，所谓立言，我首先想到《毛泽东选集》，总体看来，我觉得《毛选》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到了延安以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起草，包括后来的润色。毛主席在编《毛选》四卷的过程中说了一段话，他说：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除非少数情况，比如我生病了。那篇《当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病了时，我口述江青同志记录的，然后送给任弼时和周恩来看，最后再交由我改定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解释，书还是他自己写的。

延安以前，青年时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确实都是他自己写的。到了延安以后，应该说观点、基本思想都是他的，最后润色可能经过很多人参与。比如说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是胡乔木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章，现在收在《胡乔木文选》里。这篇文章是当年为了纪念建党三十周年，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分工让胡乔木起草，结果这个文章送给毛泽东同志审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了一句话：建议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看到以后不敢从命啊！说这个不行，这是给刘主席写的讲话稿啊！毛泽东同志说你听我的，刘少奇那里我去说，另外写一篇就是了。然后，这篇文章就以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也因为这篇文章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才有资格去谈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今天该文也收进了《胡乔木文选》中。如果当时是刘少奇去讲的话，那么自然就收在《刘少奇文集》里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