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正走在重返世界之巅的道路上（2）

二、邓小平：一定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了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了，同时我们内部也充满悲观情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全面接受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同时也有人呼吁“全面抵制”西方，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在这场严峻的危机中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机遇，苏联解体之后才 20来天，他就以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洞察力，决定开启划时代的1992年南方视察，他要向自己的人民做一个重大的宣告。

邓小平应该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及东欧和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近一年，1949年之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是非常不准确的，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1989年 9月 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990年 7月 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1990年 12月 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 1991年 8月 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 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回头来看，邓小平看到了机遇，但也看到了风险。他认为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只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决不能被外资控制，而是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其他外部资源来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深具信心，1989年11月他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同一年，他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样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他还清醒地指出：“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环顾世界，许多国家也实行了对外开放，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甚至百姓财富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但中国不一样，我们有完全独立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国防体系、科研体系，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有前30年所奠定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教育普及等伟大的社会革命，所以邓小平坚信中国有能力在开放中趋利避害，汲取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保持自己的自主性。随之而来的中国迅速崛起也印证了邓小平的远见和魄力：中国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绝大多数国民的财富大幅增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这与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财富20来年鲜有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虽然水平仍然参差不齐，但这样的社会保障美国还没有做到。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美国的两倍，世界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注也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明显胜出，这条道路将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