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京津冀一体化与近百年城市结构之争（3）

吴良镛院士，一个九十多岁的学者，还在努力。我们在大兴和河北交界处有首都新机场计划，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机场功能区，他叫“畿辅新区”。他建议把中央的一些机构往这个地方集中，为什么？机场建成之后，每天会增加40万到50万人次的交通量。这40万到50万人进京找谁办事啊？他不是找北京市政府办事，是找中央政府办事。如果中央政府的功能没有一个合理安排，这些人就像每天在办“上海世博会”一样，世博会每天的人口参观量就这么多，这些人还要再进出城。所以学者就说，能不能在新机场附近规划一个行政用地，中央机构在那个地方合署办公。这样大家跑那儿办完事就坐飞机回去了，别又进到二环以里。吴先生提出，以北京新机场规划为契机，京津冀共建“畿辅新区”，疏解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他为政治文化功能的疏解找到了几个方向，在东、西、南做了几个方案的设想，对功能的拓展区和支撑区也有一个设想，很快就传出来了保定副中心的传闻。2004年，原中国城市规划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先生提出“新首都区”的规划方案。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瞭望》周刊上，他认为，把保定发展成副政治中心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以“北京—石家庄”发展轴的经济规模，要想抵消“北京—天津”发展轴上的经济落差，从而改变区域经济要素的流向，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使命。他说还是应该坚持“京津”为主要的发展轴，制度和空间两组函数，共同决定了京津冀空间战略的最优解。这两组函数的交点，就是在京津轴线上的“大兴—廊坊—武清”一带，建立一个类似华盛顿特区的独立“首都区”，形成三地围绕“首都区”平等竞争的区域格局，避免重新回到单中心扩张的老路。

其实我觉得这些方案都很重要，都应该得到大家的关心，得到大家的讨论，因为这些东西决定了我们在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区域的竞争力。但是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资源环境了。2005年批准的这一版总体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仅过去4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即告失控。2000年至2010年，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人口增量的近五分之一。2030年，京津冀地区总人口可能达到1.33亿左右的峰值。这一可能的人口峰值将超过2013年日本1.26亿全国人口总数，接近2012年俄罗斯1.43亿全国人口总数。而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并不宽裕，人均水资源仅为以色列的76%。２000~2013年，北京共发生近200次重污染天气，其中霾污染几乎占了重污染天气总数的一半。

二、居中而治与国民政府首都计划之争

调整城市结构和“居中而治”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治理空间的理想模式，存在观念上的冲突。实际上，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在国民政府的首都计划里面，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了。

要理解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建筑文化，这张图非常重要。据考古研究发现，早在五千多年前，这样一种“观象授时”系统就已经被先民掌握了。进入农耕时代，我们必须知道农时，农时要怎么知道呢？我们要观天象，观天象怎么看呢？看北极，我们看到北极的时候，看到的是“天左旋，地右动”。在天赤道的位置，有28组星宿，这28组星宿是围绕北极来运动的。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我们会看到天象在移动。一年一周天，每一组星宿在这一年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会处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比如说，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在某一个位置；在黄昏之后，它在某个位置。后来掌握的更精确的观测方法，是看黄昏之后哪一组星是中天。哪一组星在天球的子午线上，这是什么时辰了，这个时辰能不能撒种子，撒种子还会不会发芽。这个事玩不得一点虚的，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帝王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一旦把农时报错了，就绝收啊！绝收的话，人就要饿死了，整个族群要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