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京津冀一体化与近百年城市结构之争（27）

以做大经济规模为导向的地方财政，已将北京逼至临界点。据有关部门预测，北京市如果再新增500万人口，则需新增50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面积相当于现有中心城的中心地区（四环半以内）；公交出行日增加550万人次，相当于2008年大伦敦的出行总量；综合水务年增加6亿立方米需求，相当于南水北调供北京总量的43%；新增普通中学167所（30班制），新占地3.7平方公里；新增小学208所（24班制），新占地2.6平方公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人口与产业的关系，就像鱼和鱼饵一样。你一边拼命地往这儿撒鱼饵，一边还不希望鱼过来，甚至还要把鱼赶走，这可能吗？”所以税制的改革箭在弦上，北京即有的税制已经把这个城市逼到边缘地带了，

“居中而治”是中国古代“首善之区”理想的空间模式，它以道器合一的方式彰显了敬天信仰与权力来源。近代以来，基于农耕文明的皇权帝制成为过去，行政中心是否居中，在国都营造中激起阵阵波澜。检讨近百年来南京与北京的城市结构之争，可为观察当下京津冀一体化与北京城市发展战略，提供历史的线索。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必须思考：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甚至存在于北京市域范围之内，一市尚难平衡发展，两市一省又如何平衡发展？

不平衡发展与财税体制有着深刻关联，过度依赖工业与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财政模式不但透支了环境资源，还使两市一省同构竞争，难以水平分工。京津冀一体化必须解决好首都发展问题，新首都区战略研究时不我待。像首尔，十年前那么折腾，但人家现在也想到办法了，在离首尔120公里的地方，建了一个世宗，把中央机构都给搬过去。但是把总统府、外交部留在首尔，所以首尔的房价不会跌，但是我把结构给调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也是这样，在西南方向另辟了一个行政区，也是各个部门搬过去，总统府留下来。老城的不动产市值给稳住，但结构一定要调，北京应该做这个事情。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公私利益关系的调整、现代财政体制的建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

好，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