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京津冀一体化与近百年城市结构之争

王军 新华社高级记者，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特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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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京津冀一体化摆在近百年的尺度下来讲，下面我就展开讲。

一、京津冀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视察北京时提出不能再“摊大饼”了，我看到总书记这个表述时感到很温暖，为什么呢？2002年，我和我的同事调研后提出北京要修改规划时，有人说这帮记者严重失实，凭什么说北京是摊大饼呀，我们北京在中心大团和边缘集团之间是有绿化隔离带的，你凭什么说我们“摊大饼”呀。后来我们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我说，不就是大饼里面加几根葱吗？我记得有一次，我说在这个饼里面并不是做不出好文章的。比如说我们的调查报告就建议，CBD为什么非要在大北窑呢，可以摆在望京呀！望京是个30万人口的地区，它需要有就业功能。你不能让这30万人天天跑到城里面来上班。比如中关村的商务区，为什么非要把海淀古镇给毁掉呢？海淀古镇是那么美的地方，比北京城的历史还早，却把它毁灭了，把老百姓迁到回龙观，回龙观是个什么地方？回龙观有30万人口，却没有上班的地方，这能行吗？为什么不把中关村的CBD摆到回龙观呢？所以那时候有一场很激烈的争论。好了，现在习总书记站出来说了，北京不能“摊大饼”了。所以我说，你看，总书记总算为我们这个调研报告平反了。

习总书记同时提出，要控制人口规模，区域人口要均匀分布，要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的均衡发展。那么，“均衡”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在我们的财政体制之下，怎么均衡？中国城市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于发达国家城市的特点是：我们的城市都在竞争增值税，都要把经济规模做大；发达国家的城市主要是靠不动产税，靠公共服务带来的不动产增值来收这部分税，这样能够切割到最多社会红利的人，要承担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越多的公共服务带来越多的不动产增值，带来越多的税收，再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宋朝开征城郭之赋的时候，也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东京梦华录》记载，每三十步（一里地）就有一个相当于现在警察的岗亭，这些人在巡视，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还有望火楼，哪个地方着火了，马上带着人去灭火。还写了一句话，叫“不劳百姓”，不辛苦老百姓，这个事我们政府全干了。那就是更多的税收，更多的公共服务。而我们现在呢？在咱们这个税制之下，要治霾可真困难！因为治霾要提供更多的税收来保障。我们税收从哪来的呢？就是从这个经济规模来的，但经济规模一弄上去之后，霾也就来了。

北京、天津、河北都在竞争增值税，天津搞了汽车，北京也要搞，河北也很想搞，为什么呢？我的税就从这来呀！所以，我们这个市长也是蛮辛苦的，他往那儿一坐，就知道我要有钱，钱从哪里来呀？老百姓都需要我提供服务，但这个钱是从企业那来的。所以就拼命招商引资，卖地、拆迁，惹出那么大的麻烦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他需要财政。那么，辛辛苦苦的财政弄出来的公共服务，却补贴给谁呢？都补贴给像我这样的有房阶层了，房价一涨我全落着了。这样一种财政模式需要讨论，如果这样一种财政模式不进行调整的话，区域协调、人口均衡分布很难。像北京把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出去，实际上是把它的财政也疏解出去了。那么，财政疏解出去之后，整个大首都区、北京地区的公共服务，北京市怎么来承担？中央还没有一个首都财政，八十年代的时候，新华社曾经有一个调查报告，建议设一个首都财政。但是这个讨论过一段时间就没下文了，由北京市来“背”首都地区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