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孔子对尧、舜、禹三个中国历史上最受称赞的君王的讴歌,实际上是出于对奴隶制时代的君王世袭制,即子承父王的家天下制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天下为公”的古代原始社会的美好憧憬和理想寄托。因此,他曾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有人用我,我要把鲁国建设成为像西周礼乐制度一样盛世东方的周王朝!(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第5章》)
孟子也非常称道尧、舜、禹的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并且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话太具革命性了。孟子不但不同意搞终身制,而且还主张如果君王有错,又反复不听进谏,就应该换人。曾经邀请孔子出仕的齐国家臣阳虎也说过与孟子一样意思的话:“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韩非·外储说左下篇》) 阳虎的思想性格倒像一个活脱脱的造反派,孟子毕竟是思想家,与阳虎的过激思想不同,主张文明民主的人事制度。
(二)同情和袒护敢于“叛乱”的反抗行为,希望为仕从政
另一方面,正因为孔子对“天下无道”社会的不满,因此,在他的思想深处又希望加快社会变革,尽快回归君臣有序、社会稳定的等级社会。所以,孔子有时也表现出同情、袒护或参与敢于“犯上作乱”革命行动。但孔子是有这个“贼心”,而没有这个“贼胆”,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说是也,有言语而没有行动,这也是所有思想家的一个特点吧。对此,《论语》中有明确地记载。
其一,鲁定公九年,公山不狃(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在费邑反叛季氏,召孔子前往,孔子非常想去。子路听到后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不狃那里呢?”孔子反驳子路说:“那个召我去的人,难道会平白无故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方复兴周的世道!”(公山不狃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第5章》) 另据《左传》记载,公山不狃与阳虎仍属敢于“犯上作乱”的反叛的同党人物,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载,阳虎于鲁定公八年“入讙阳关以叛”,公山不狃亦同时响应。
其二,公元前490年(哀公五年)赵简了以晋侯的名义攻打晋国大夫范中行,围中牟。时任中牟县长的佛肸(晋国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便以中牟(晋国地名,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之间)为据点反叛,抗拒赵简子。当时正在周游列国的孔子,政治仕途上屡遭挫败,正寻机出仕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佛肸召用孔子。孔子分析形势认为:赵简子如果灭掉范中行,就会形成三分晋地的战略格局,因此,孔子急欲想去辅助佛肸对抗赵简子。《论语·阳货第十七第7章》载: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作为孔子的学生佛肸,在重要的关键时刻要找老师帮忙,老师也想借此机会出山为官从政,当子路表示怀疑态度时,孔子立刻反驳说,“我难道只是一个苦葫芦吗?怎么只能悬挂作摆设供大家看,而不能食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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