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学习毛泽东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6）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泽东尝试着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培养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乐观地说：“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92]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谈话时告诉江西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93]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94]。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95]但同时他也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96]

1967年初，“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32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领导机构，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毛泽东看到这些刚开始执政就闹笑话的“左派”们的这些表现，大失所望。2月6日，他对“文革小组”痛心地说：“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97]2月10日，毛泽东再次批评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98]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在谈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时，毛泽东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99]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6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锡兰共产党领导同志时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100]7月13日，他对林彪、周恩来等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101]8月16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102]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要求社会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103]。

一旦国家进入治理，造反起来的青年干部就显出经验不足的缺点，作为补救措施，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老干部领导工作问题。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04]6月25日，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向他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105]当年8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取党委大权。8月16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谈到这件事说：“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106]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情况汇报时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107]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周恩来准备返京时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108]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去往杭州的专列上同杨成武等同志谈话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09]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毛泽东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110]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泽东在读到的一封提议江青应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111]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批示：“增补常委，不要。”[112]1974年1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113]

毛泽东这样的批评和帮助也不仅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干部，对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样。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以考虑。[114]

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115]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116]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1章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18]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119]5月28日，毛泽东审阅《要事汇报》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一文。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