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学习毛泽东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5）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62]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时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63]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64]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65]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66]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67]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68]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69]

毛泽东所讲的是根据自己成长经历总结的经验之谈。没有经验的知识是书本知识构成中的边缘部分。好的教育是书本知识和经验的同时提升。现代应试教育的致命缺陷是人为地将受教育者从小与社会隔离并使之失去应对社会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残酷斗争的经验：为了顺利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孩子在其成长阶段与社会脱离，面对孩子在与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以我为中心的幼稚，家长亦不敢对其有力矫正，因为这将打乱孩子的应试环节并由此影响孩子的“前途”。结果是大学考上了，孩子因其日益滋长的自我中心意识没有得到矫正反倒在社会上有了严重的挫折感——过于严重的话，还导致一些已上了著名大学的孩子轻生。马克思、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比如他们主张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70]——的价值在于它在学校教育中加大经验成分并以此避免上述恶果。今入天命年，回首往事，现在自己的一些成绩得益于当年毛泽东提倡的那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71]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72]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73]，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74]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不成熟的党的领导人成长为成熟的党的领袖的过程，即使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顺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75]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76]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回忆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自己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77]1968年5月8日，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78] 邓小平说：“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79]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1927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80]

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使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缺点、实现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表达并在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重复了这样的看法：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81]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82]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83]。

直到晚年，毛泽东都没有忽视从劳动实践中培养干部并严格用“五条标准”考察、要求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谈她到农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了许多农户”的来信中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84]看到江青工作中的无章法和乱来[85]，11月12日，毛泽东嘱咐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86]1975年1月下旬，毛泽东告诉王海容对江青的担心：“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87]当月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88]4月23日，毛泽东将对江青的批评提交政治局讨论，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89]5月3日，毛泽东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再次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重复1月批评江青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90]江青唯我一贯正确的作风使毛泽东想到因其“左”倾错误险些毁灭中国革命的王明，会上他提到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