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学习毛泽东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4）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44]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最后，毛泽东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45]其中，干部不脱离群众并且还要善于团结群众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说：“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46]毛泽东从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知道，没有基本群众的干部是一事无成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47]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48]这就是说，“老练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动而是在抓铁有痕和真枪实弹的斗争中产生。

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49]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毛泽东讲话中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总结明太祖朱元璋培养接班人的经验和教训。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50]，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51]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对明末空议误国的教训有切实的总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泻于外，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52]

故此，钱穆先生痛陈：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53]

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54]，元代大学者袁桷[55]说：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56]

毛泽东注意到这段历史教训。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57]。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58]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59]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简报时分别批示：“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60]而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61]。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