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学习毛泽东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3）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进行昼眠夜作的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他们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28]宾主大笑。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同期的苏联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战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运用的边界及其国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9]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30]，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31]。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尼克松巧妙地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32]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这段话做出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33]

尼克松说的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34]，毛泽东也看出当时中国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的可以为资本主义利诱的“有用的白痴”，知道这些人“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35]，容易犯赫鲁晓夫那种“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36]的错误。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37]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8]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39]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40]

看别人，想自己。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让毛泽东对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41]——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1933年11月前后，毛泽东给正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寄去《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书上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道：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42]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