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统一战线 （2）

再次，重视做好宗教界人士工作。红军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许多是全民信教，因而在做好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好宗教界人士统战工作，对夺取长征胜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尊重信仰自由，保护寺庙、宗教经典。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努力争取宗教界人士与红军的合作，收到显著成效。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积极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在寺内。甘南是回民聚居区，红军专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必须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得到广大回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红军长征胜利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

红军长征时期，我们党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调整了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充分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上的准备。

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同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战争。只有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发了瓦窑堡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指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国民党统治营垒将进一步分化，英美派买办集团在一定条件下也将被迫参加抗日。因此，他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同盟者，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不要关门主义，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指导。

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党对统一战线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瓦窑堡会议决议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指出人民共和国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与之相适应，党还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对其财产不没收，对其土地除封建剥削的部分都予以保护。特别是党根据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形势下态度的变化，果断公开放弃反蒋口号，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1936年1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谈话，表示倘蒋介石真正抗日，我们当然可以和蒋介石联手，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态度。在国共多次接触基础上，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是中央第一次发表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这些重大政策的调整，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政策保障。

党不仅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而且从多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先，党中央全面加强了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仅1936年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就多次开会研究统战工作。7月27日在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这样，开展统战工作就成了全党的首要任务。其次，重点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重点开展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特别是集中开展了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争取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行动。对张、杨的工作，还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关键条件。再次，全面开展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以西北回民工作为例，党中央就花了很大功夫。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对回民人民的宣言》，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决定；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等。6月8日，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对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特别规定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团结。为加强对回民等民族工作的领导，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决定专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党的统战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实践基础。

总之，我们可以从红军长征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得出这样一个历史结论：什么时候重视统一战线，并实行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党的事业就发展；什么时候忽视轻视统一战线，或实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