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2）

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把事变定性为革命的行动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形势十分复杂，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杨两将军一时无所适从。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毛泽东收到的这份改变中国命运的电报，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主席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主席。……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兵谏”的最早回忆。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

毛泽东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形成三位一体，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赞成“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张国焘发言最为激烈：“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张闻天针对“审蒋”、“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等，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在目前的形势下，“不要急躁”，否则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

毛泽东考虑得更为深远。他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毛泽东最后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毛泽东在1937年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承认：“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审判，是不对的。”

12月13日中午，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12月13日，毛泽东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