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有则小故事,讲的是杨溥为相时,儿子来京探亲。杨溥问儿子:一路上的地方官听说谁贤明?儿子说:孩儿经过江陵,遇到个县令范理很不贤明,招待我马虎随便得很。杨溥暗中记住了,不久就推荐范理升任德安知府。范理替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梁绍壬评论说,杨溥“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励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
《明史》载:“明代贤相,必首三杨。”“三杨”者,杨士奇、杨荣、杨溥。杨溥可以说是“不私其子”的典型,而杨士奇却恰恰相反。
有文记载:杨士奇的儿子杨稷行为暴横,品行恶劣。官员向杨报告其子行状,他每次都把报告拿给儿子看。杨稷看了,总会反咬一口:“某某在那里就是这样做的。我为了乡亲们,阻挠了他的行为,所以他诬告我。”次次如此,杨士奇都深信不疑。后来,杨稷变本加厉,害了人命数十,民愤极大,朝廷将其逮捕处斩。杨稷罪有应得,但杨士奇的溺爱放纵,充当保护伞,不能不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杨士奇“私其子”,其实是“误其子”;贻祸社会的同时又玷污了自己的清名,无疑是其一生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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