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理论预设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有一系列理论预设,第一条是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认识论预设:“以人类理性之有限,个人不可能掌握经济规律,只有通过无数个人自发决策的博弈和对冲,才能最后发现市场价格和依托于这个价格的效率”,所谓“无形的手”就是这个通过无数的“手”所造就的“超越个体理性的市场定价机制”。在这一预设中,所有人类个体都被降格为电脑的一个元件,其作用只是整台机器运算中的片段。
这个认识论预设基本上左右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走向,“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等命题由此而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也在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这个“不可知论”预设也被自觉不自觉地作了修正,政府作用逐渐得到正面评价,“凯恩斯主义”的登台甚至盛行,隐含着为集中于个别人头脑中的决策过程辩护的意思,但“政府是没有效率的”之类命题仍然根深蒂固,所以才会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效率何来”的困惑。破解这个话题容易,破解话题背后的问题不容易,动摇经济学问题背后的认识论预设更不容易,而要真正解读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把中国经验抽象为普遍方法,为世界解决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又必须跨出这一步,回到理论预设这个原点,实现哲学层次的方法论突破。
比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只有通过无数个人同时决策的对冲,才能克服人类理性的不足,从而得以发现价格、实现效率,这种横向比较的“纠错”模式本质上属于“共时性”范畴,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策略,其中隐含着某种前后相续的“试错”模式,理论上可归之于“历时性”范畴,这个模式是否同样可以取得“错误决策对冲”的效果,因此得以弥补个体理性的不足,从另一个方向实现效率最大化?虽然这条理论路径尚未得到学理论证,但中国经验至少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共时性”预设的“历时性”预设的存在可能,而这正是一个值得“中国学派”努力去把握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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