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2）

其时，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在上海创建《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时务报》每期刊印两千至四千份，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闻以及英、日、法报纸、杂志的译文，特别侧重选译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吸引读者警惕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该刊也刊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呼吁实行变法的文章，介绍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则，呼吁在清帝国的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地主等代表人士参加管理。更有许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内恢复已丧失的主权和领土，取消领事裁判权，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等。虽然康、梁所鼓吹的维新变法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但其言论则远远超出了君主立宪的范围。

梁启超声名鹊起。康、梁并称，起于此时。

梁启超思想内涵的进一步丰富，除了康有为的影响，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一是他曾任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进而对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其时，维新变法已成时尚。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得到巡抚陈宝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黄遵宪、学使徐仁铸的同心协力，倡立了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报》。根据《东华续录》记载，时务学堂“延聘学兼中西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候选州判李维格为中学、西学总教习”。他们译书、撰文，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培育许多实用之才。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爱国将领蔡锷等都是梁启超的学生。谭嗣同在自己的文章里经常称赞湖南人，说他们不依赖外国人，自己创办现代化学校，组织各种学会、社团、开矿，维新运动生气勃勃。

虎口余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

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

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

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他还曾经和孙中山合作，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当时革命和立宪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确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这是他们要实现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国内，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阔的视野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东渡一年后，他讲到自己的感受：“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这几句话简洁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