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赶超西方”思想:确立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赶超西方的思想。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又讲道:中国只要向西方学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到了晚年,孙中山的“赶超”之志越发强烈。1923年,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告诉广大听众,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全国人民如果都能赞成它,欢迎它,那么,我们“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孙中山之所以相信中国能够赶超西方,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民国初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谈道:我国“人口繁殖,占地球全人口四分之一,为他国所莫及;版舆辽阔,除英、俄二国以外,无与比伦。”从前中国之所以衰弱,原因在于不良的专制制度。现在“国体已改定共和,人民生活在良政治之下,其文化进步甚速,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无疑。”这是孙中山自信能“赶超”西方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径直将欧美发达国家中最先进的东西学习过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他指出,美国本来也是一个落后国家,之所以一跃而成为“最富最强之国”,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美国能做到的,中国当然亦能做到。“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偿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引进欧美国家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驾欧美矣”(《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7页)。第三,与中国同文同种、同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赶超”西方的成功,更增加了孙中山的信心。1912年,他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对中日作了一番对比:日本的土地不过中国的两省土地之大,人民亦不过中国的两省人民之多,四十年前还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的国家。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开放主义”,仅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就成了世界强国。“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亦比日本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10倍”。
当然,要实现“赶超”西方,孙中山指出,关键还在于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振兴实业。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振兴实业是实现赶超最重要的步骤。在他看来,“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所以,“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济,为当今莫要之政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1页)其次,发展教育。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认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教育,中国要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大力兴办学校,“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后来在《拟创立农学会》一文中他又强调:“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再次,国防建设。他晚年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强调指出:“予鉴察世界大势和本国国情,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也。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72页)强大的国防力量为赶超西方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孙中山赶超西方、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头一等强国”思想的提出,为我们确立了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从此,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强国,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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