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靠什么人?首先,靠外国人。过去走洋路,引进外国节目模式,我们靠的是国外,靠的是外国人来研发制造模式。其次,靠社会人。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推行的是制播分离,就是制作和播出分开。制作和播出分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电视台只负责播出,制作交给社会。也就是说,由社会的制作公司来生产节目,在电视节目媒体上播出。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制作是依靠社会人、依靠体制、依靠电视台以外的人去制作。所以我们还要靠自己人。也就是把制作权收回,靠优秀的电视制作团队来做自己的节目,不依靠外国人,不简单依靠社会人,而是依靠自己人,建构自己的适应新环境的中国电视体制的团队。
第三,打什么牌?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曾经主导打了宣传牌,也就是电视要满足意识形态宣传诉求,这点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过度地讲教化,过度地讲宣传,可能就会忽略百姓的口味。第二种是打娱乐牌。娱乐牌是在市场化和产业化推进过程当中,更多地考虑到观众的喜闻乐见,以观众的口味而不是宣传的诉求,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或者满足的目标。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以综艺选秀为例,提供了大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产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种不一定有益也未必有害娱乐产品,在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又可能相对弱势或者弱化。所以在今天,我们到底打什么牌?我个人提出,要打文化牌。也就是说,要考虑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要考虑到中华文化的特点,要依托中华文化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来提炼出有中国文化气派、文化精神、文化趋向,体现中华文化魅力的当代电视产品。
总的来说,走新路,靠自己人来打文化牌,去锻造和创造中国电视节目体系。
具体说来,在众多电视节目创新的进程当中,最近几年可有几个点是需要关注的:
第一类是电视问政节目。这是新闻方面的节目,中国的电视新闻最近20年经过了三次波浪式发展,形成了三次高潮迭起的波峰。第一轮波峰是在90年代中期,以《焦点访谈》的推出为标志,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监控。《焦点访谈》秉持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从大局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监控社会的不良现象,做出了舆论监督方面历史性的突破。所以《焦点访谈》是那个年代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媒体产品,是第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波峰。
第二轮波峰是在本世纪之初,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覆盖全国各电视媒体的一种新类型节目的崛起,我们管它叫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在社会新闻基础上脱胎而出的,是自下而上的类型。如果说《焦点访谈》是自上而下高举高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控,那么,民生新闻就是低举低打的民生类新闻节目,它的视角不是监控各级政府,而是更多地关注底层百姓的问题,包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大到就医、求学、户口迁移,小到他停水停电、交通不畅等生活琐事。正是这种对民生关注,使得它在世纪之交成为了全国的亮点,成为很多老百姓热爱的民生新闻节目。
最近几年,在各地电视台、电视媒体出现了一种新类型节目,叫做低举高打或高举低打。总体上,低举高打为主的电视问政节目,吸纳了民生类新闻节目关注民生、关注草根日常生活琐事的内容,同时它又站在政府的角度,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期待通过上下的呼应和对话,去解决老百姓的各种疑难问题。也就是把政府的服务和百姓的需求放在一起,以电视作为媒介,将政府和老百姓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由老百姓向政府提出问题或者咨询,由政府来进行释疑和与百姓对话。这几年,这类节目在很多电视台也形成了比较热的景观。也就是说,所谓的市长与市民这类的节目,我们把它叫“电视问政节目”。在我看来,它形成了第三轮中国新闻电视改革的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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