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打虎与治国理想（4）

中央财政比例过大，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王夫之就注意到过：汉唐时期留下来的各地公共建筑，往往宏大牢固，而宋明时期留下的则鄙陋局促。这就是中央财政越来越贪婪，地方政府越来越困窘的结果。王夫之认为这会戕折国家的元气。现在，雍正做了一次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改革，让地方政府有了灵活使用的合法经费。它的短期结果是很好的，亏空和贪污减少了，财政盈余增加了。

但放到长期来看，耗羡归公就显得没那么成功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改革最终还是夭折了。首先，中央财政又开始蚕食地方财政，公然调拨地方的耗羡，把它们当成中央的财产。其次，原有的耗羡收入渐渐不够花了，不合法的陋规又开始理直气壮地征收。到了最后，“黄宗羲定律”再次发挥作用，耗羡收入成了正税的一部分，现在又加上了新的耗羡、新的陋规。官场上还是流动着大量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康熙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转了一个轮回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老样。古老的帝国似乎能吞没一切变革。

离理想越近，离合格的考卷越远

雍正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多疑，偏执，神经质。这些缺陷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我不太清楚他的不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生的倾向，而继位那件疑案多半又强化了这种倾向。

雍正非常自负，喜欢长篇大论的教训人，有时候还喜欢把拍马屁的闪在一旁，自己轻装上阵，亲口向臣下解释自己如何英明神武，见解高人一等。而对臣下他显得既刻薄又挑剔。翻看他的朱批，里面到处都是“混账”“尔可谓无耻之极”“尔身果有疯症耶”“仔细头”“防尔之首领”这样羞辱性的文字。有时候上一封信还温言细语，下一封就忽然没来由一通辱骂，说翻脸就翻脸。没有多少官员会喜欢这样的皇上。而且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当时民间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越是把他说的不堪，大家越喜欢听。就像雍正晚年得了病，老百姓就传说他纵欲过度，所以腰以下都不能活动了。这个谣言流传甚广，一直传到了朝鲜。

这些谣言当然不可信。但是关于雍正如何勤政俭朴的说法，也不全真。雍正太喜欢作伪，越是知道自己在挨骂，越是渴望留个好名声。他当然不懒，在曾静面前表现得更勤快。但从起居注里看，他也会经常给自己放假，享受一下私生活。至于节俭，他经常装得特别省，连大臣奏章用个绢封，他都要唠叨半天说浪费。但私下里雍正很重视生活享受。圆明园就是在他手里真正建起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也精益求精，桌子椅子怎么做，他都要连篇累牍下指示，务求华美。穿的丝绸衣服有点掉色，他也要追查责任人。当然，身为皇帝，他这些生活享受并不算出格，但确实和他装出来的样子差距甚大。

至于雍正的治功，他在短短十三年里，做了很多事情，多少让清帝国换了一副新貌。他抨击朋党，打击腐败;他剥夺士绅特权，解放贱民;他推行耗羡归公，取缔灰色财政;他建立军机处，绕过内阁号令天下;他大兴文字狱，又禁民间开矿;他逐传教士于澳门，又对海归者严加防范……历史学家可以一一拿出来分析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倒退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追求的总目标是什么?雍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看，雍正的目标是：大臣不敢拉帮结派，官吏不敢腐败贪污，读书人不敢乱说乱动，异端邪说不敢散布流传，臣民一律平等地服从皇上，财政上没有死角，政令上没有迟滞，整个帝国由皇帝一人如臂使指地操控。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一个安定的、高效的、僵化的、心怀恐惧的农业国家。这种追求不能算错。在古老的中国，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许多英明帝王追求的也不过如此。放到传统王朝政治的视野里看，雍正的做法让王朝更稳定更坚固，为乾隆盛世打下基础。

但问题是，时代不同了。如果事情发生在几百年前，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评价。可是雍正驾崩的时候是1735年。在那一年，牛顿早已经去世了，瓦特也就要出生了，鸦片战争再过一百来年就要爆发了。整个世界都要面临一个前古未有的变局，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考验，中国也得交上一份自己的考卷。传统标准下得分越高，新标准下得分也许反而更低。换句话说，雍正离自己的理想越近，中国可能就离一份合格的考卷越远。我们不能苛责雍正，他不可能像后人一样明白当时的大变局，而且他只统治了13年，远远没有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所以他的影响终究有限。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无论《雍正王朝》里怎么歌颂这位君王，他都不是希望之所在。他的某些作为可能是好的、是有益的，但他的理念如果全部实现，也许只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黯淡。